发布时间：2019-04-02 | 信息来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内容提要] 4月20日，省社科联举办江苏青年智库学者“六个高质量”系列沙龙“改革开放高质量”专场，邀请省内外专家作主旨发言。现将其中三位专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幼文、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的观点摘编如下，供省领导参阅。

1.裴长洪 以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引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2.张幼文 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开放政策

3.于津平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

引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裴长洪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思想，主要包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思想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着眼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大局，为中国开放型经济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外联动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具有中国特色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种非霸权主义的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模式，体现出中国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关心全人类幸福、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感和使命感。

身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化时代，协调合作才是必然选择，互利共赢才是发展之道。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要求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找准这个利益汇合点，并不断地将其扩大，对跨国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不断出发的中欧班列，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拨动着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心弦，他们都愿意参与到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我国先后设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为对内改革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探索了发展的新经验，也提供了汇聚各方利益共同点的试验场所。

站在全球和全人类命运的新高位，考虑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包括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内的新的开放举措。建设一个自由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港，可以先进货后报关、注册企业不需太多审批、人员可自由流动、资金自由进出、金融高度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已成为在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指导下需要完成的新任务。以具有庞大工业生产能力和港口运输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为依托，寻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及资源配置最优化，则成为我国自贸港建设的目标。

在前一阶段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积累了单一窗口与建立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良好经验，为探索更加自由的自贸港建设奠定了基础。自贸港的建设不单只需要发展运输服务，亦需要发展与贸易有关的多种服务，包括中介服务、金融保险、法律及商业服务等。因此，推进配合自由港的建设，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努力拓展离岸业务的空间，主要包括：支持自贸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离岸研发中心、离岸创新中心；对标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支持根据产业特征和实际需求，开展限额内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和开设多币种离岸金融账户；发展跨境现代综合第三方物流等。

其次，出于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需逐步放开离岸金融业务。根据上海自贸区已有的经验，在人民银行给予一定的外汇额度审批前提下，可以在自贸港区内建立一个封闭的金融系统，在这个封闭的金融系统中，人民币与外币实行自由兑换。

其三，关注自贸港人员进出管理的问题。鉴于我国对外籍人员管理制度较为复杂的现状，建议成立专门管理自贸港人员流动的部门，以简化人员进出港程序，加快人员的流通速度。在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的今天，进一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着重发展工业服务业，关注跨界经营，减少企业设立及服务业外资进入审批程序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开放政策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悄然改变。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竞争力的逐渐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重新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如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强调在华投资不公平而提出的301调查涉及到对外资所有权限制、以求技术转让为进入市场的条件、偏向本国民营企业、被要求技术转让、鼓励国内供应商、以行业政策目标来审批投资、对内外资法律不一致、通过对外投资政策获取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以产业政策指导对外投资等方面，其矛头直指中国潜在的竞争力源泉——“中国制造2025”。因此，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开放面临着愈加明显的中西方战略竞争与制度摩擦，传统外资外贸战略及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开放政策面临新的课题，需要思考新思路、开辟新路径。

首先，扩大开放是道路，国家利益是原则。在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仍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寻求进步和发展的必要途径。然而，就西方国家“参照最高标准扩大开放”的要求而言，其最高标准来自发达市场经济高度竞争原则，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政府发展导向体制。此外，西方高标准市场开放包含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要求，因而该标准绝非纯粹经济问题。地方政府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必须以可控性为条件，尤其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必须以国家安全为底线。

其次，坚持技术进步与产业创新的引资方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有更可靠的产品质量，毋庸置疑其核心仍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然而近期中美贸易争端显示，以市场准入限制、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全球投资并购、吸引海外人才等为指控，中国促进产业升级的外资战略遭遇到不公平贸易报复。由此，地方政府新一轮外资政策应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环境，提高对各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强化司法程序维护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确保合资合作与外资的国民待遇原则；进一步维护中资企业对外合资合作的合法权益；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致的反垄断政策，坚持绿色发展内外资一致原则。

第三，以改革创造制度性开放环境替代政策性开放传统。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实质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制度性矛盾。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指控的所谓理由包括货币可兑换程度、工资可谈判程度、外国投资限制、对生产资料保有大量所有权、政府决定资源配置、法律制度成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工具等等，而以上领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西方制度体系的制度摩擦所在。在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基础上，地方政府在新一轮开放中应当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动和形成制度性的开放环境，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垄断、市场保护等方面加快与国际规则并轨。同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各级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

于津平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消极参与全球治理，无视国际规则和已有承诺的约束，不断挑起贸易争端。进入2018年后，美国挥舞抑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对来源于中国的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限制美国技术、人才、核心零部件流入中国，阻碍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提供芯片和软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损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高度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江苏经济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新变化，探究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江苏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给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生产价值链带来了危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正在面临考验。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其发展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要化解全球经济治理的危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沿着民主化、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方向推进。

美国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抑制政策短期内会对江苏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利用外国资源实现创新能力提升的产业发展战略将会变得愈加困难。但中国面临的短期危机也会促使中国的开放战略向更高层次转变，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通过自主创新体系完善实现产业价值链攀升、推进市场多元化的必要性。正在孕育和成长的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在美国禁止对华出口中获得更多的国内市场空间和生存发展机遇。

创新能力提升是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复杂化和中美贸易纠纷升级的形势下，应深入分析江苏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明晰可能存在的贸易投资风险，制定预警和防范措施，保持江苏经济稳定发展。长期而言，江苏应紧密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化，抓住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调整的机遇，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致力区域创新制度和创新能力建设，在坚持开放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和强化江苏教育科研资源优势、制造业集群优势和人居环境优美的优势，使江苏创新要素培育能力、先进要素集聚能力、创新产业发展能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