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研究报告之一
刘志彪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在方向上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侧,在性质上是体制性、素质性的,在时间上需要中长期内解决。目前,市场供给、资本“双短缺”的特征逐渐消失,变成了资本、商品“双过剩”,同时伴随“资产荒”。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主要问题是缓解“双过剩”,增加资产供应。对于江苏在“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问题与应对,分别做了一些深度思考与探索,提出一些建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解决的“三去一降一补”五项任务,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理论上科学认识、从实践上准确把握,精准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设计。
一、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的三个重要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第一,在方向上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是来自于供给侧。造成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升级的要求。
第二,在性质上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素质性的。我国相当多的产能,大都是政府直接干预导致的,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此外,很多产能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给的素质和质量达不到要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这种供需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性矛盾不解决,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下降,实体企业的盈利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三,在时间上不是短期能解决的,而需要中长期内不断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从理论上说,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与货币投放或回收现象有直接关系的快变量;而供给侧、体制性、素质性等结构性问题,由于需要通过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手段来解决,因此它就是一个慢变量。这就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抓住最佳“窗口期”,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避免“病情”加重,保障经济社会安全。
二、供给侧改革中“资产荒”的形成与化解
2000年以后,我国市场供给短缺、资本短缺的“双短缺”特征逐渐消失,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以前“双短缺”伴随的劳动过剩,变成了“双过剩”——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即“资产荒”:一方面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寻求高盈利出路,追逐有限的优质资产,由此不断地推高资产的价格,同时伴随着杠杆的不断放大。这时,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缓解资本、商品两个“过剩”,增加资产供应。
化解“资产荒”,一方面,通过鼓励在实体中进行创新,把优质资产通过金融创新源源不断地供应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在资本市场中募集更多的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形成良性互动。要缓解融资成本高,降低实体企业的成本。只有降低资产价格,才能降低实体企业的机会成本。降低资产价格,不是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降下来的,而需要增加资产的供应。
三、关于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的思考与建议
1.关于去产能。这一轮去产能主要是去制造业过剩产能,国家首批重点要化解的产能是钢铁和煤炭。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自然比较严重。据测算,江苏七大支柱产业中,除纺织业之外,电子、化工、电气、钢铁、通用设备、金属制品这六个产业,均表现出显著的产能过剩现象。究其原因,其中一部分是受市场周期性波动调节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因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病根所致。此外,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也是银行和企业加杠杆运作的结果。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也是去杠杆,两者目标一致。化解产能过剩,并非是要简单地把这些企业的产能给毁坏掉,或者关停并转,在短期内,也可以用其他办法来缓解:兼并收购重组;通过“一带一路”转移;增加内需,如把这些过剩产能运用于乡村高标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技术等级标准,如建筑物用材标准提高一倍等办法消化过剩钢铁、建材,等等。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难在劳动方而不主要是资产方。建议:政府与其补贴“僵尸企业”,不如对参与重组兼并的优势企业进行补贴;与其支持产能过剩企业,不如补贴消费者和用户;与其对过剩产能进行补贴,不如对职工进行技能培训。
2.关于去库存。最近房价涨幅较大、过猛的城市,如南京、苏州等地,应该是“补库存”而非“去库存”。未来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价还会继续上涨,补库存的任务不能放松。对于某些库存压力较大的地区,如常州和苏北一些中小城市,可利用放开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民市民化等机遇,通过政策让利消化一部分库存;也可以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让利补贴等措施,鼓励有改善住房需求条件的本地居民购买新房,从而启动新一轮再城市化。其中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降价只会增库存,买涨不买跌是人类行为的局限性所在。但是鼓吹通过涨价去库存,有道德风险和可能进一步引发经济泡沫的风险。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把降存库的任务交给基层政府,由其与房地产商共同就具体楼盘设定降价的底线,由此打破购房者进一步降价的预期。“十三五”时期,随着房地产保有税的开征,在既定税率下,房屋价值大小决定了可纳税税基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小和增长潜力,创造安全的、生态文明的、有竞争力的居住环境,成为地产发展和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3.关于去杠杆。杠杆率高以及杠杆结构的不合理性,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边际投资能力。这是稳增长的主要障碍,地方政府总体上应该是去杠杆。从总体上看,江苏经济基本面好,发展质量高,资产质量上乘,同等杠杆率但投资安全性高一些,融资的硬约束也小一些,所以江苏对“好的杠杆”可多用一些。例如,同样面积的土地资产,在江苏可能要价值更高一些,流动性更强一些,因而资产安全度更高。同时,江苏重资产行业多,与服务业相比,杠杆率运用也会高一些。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江苏重资产行业应逐步向重人力、知识、技术资本行业调整,使产业结构尽快地软化。从企业看,我国企业负债率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水平的,原因不是中国企业借债多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依赖于商业银行融资,缺少长期资本来源的渠道。未来企业去杠杆,主要应该利用“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机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建设长期资本来源的可靠机制。从个人看,中国居民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居民相比较,其个人负债或杠杆率并不高。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央行降低个人首付的比重,其实就是给个人加杠杆。当前要高度警惕某些地区变相采取零首付、首付贷款等加杠杆手段促销,以防止新的金融风险滋生。总之,现在去杠杆应该是结构性的,即中央政府应加杠杆,个人也可以适度地加杠杆,但地方政府、企业应该减杠杆。2016年,中央政府阶段性地把赤字率提高到3%,达到了国际预警线标准。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给地方政府减杠杆,以及给企业减税降费的空间。未来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可率先试行去土地财政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改革措施。
4.关于降成本。当前虚拟经济泡沫化严重,同时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这对制造业的机会成本影响更大,江苏制造深受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高资本成本的伤害。一般来说,制造业利润单薄,因而它对生产成本变动非常的敏感。国家降实体企业成本的行动,对江苏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江苏制造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今后主要应依靠机器换人去解决,由此提升劳动生产率,克服已经严重的老龄人口化对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同时,还要降低实体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力发展我省的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强势政府的管制体制,以及较大力度的减税减费。
5.关于补短板。与全面高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相比较,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有:经济发展仍然是重资产模式,人均收入达1万美元之后,服务业比重持续低于相应经济体,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更低;重化工业比重过大,带来单位国土面积排放总量难以控制;以国际代工模式取得利用外资、国际贸易的爆炸式成长,但外向型经济中外资企业贡献大,本土企业强大程度与本省经济总量不成正比;虽然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全国第一,但与深圳比,本土原创性科技成果少,拥有自主创新专利、著名品牌的国际大企业更少;我省地区差距虽有缩小,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表现为后工业化社会地区、工业化社会地区和农业社会地区三种格局同时并存;收入分配差距虽然在国内较小,但是GDP中工资的含量不太高,与一些发达甚至发达水平远低于我省的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未来必须千方百计地提升这一发展的标准,使人民有更多的发展获得感。
(作者:刘志彪,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