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余达淮教授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个别语句”的“在场”与“精神实质”的“遮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理论后果,那就是以抽象的教条来取代具体的理论批判和现实关怀。与我们相反,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已经很难找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人那种唯物辩证法经济分析的影踪了,但是在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中充分体现了问题症侯式的理论自觉,思想体系呈现了现实批判的力度与张力。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身处的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在生产关系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或变革,而“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与“弹性生产”的“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都是巨大而显著的:从宏观到微观,从群体到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等等。哲学变化让有着敏锐视角和犀利眼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们开始“有所作为”起来了,他们纷纷开始“亮”出了自己的思想武器,来积极回应这个充满变动或变革中的社会。概况起来说,气候变化、国际纷争、资本依赖、全球市场是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怀现实的话语重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在当前,要想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必须回到马克思那里,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照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在气候变化、国际纷争、资本依赖、全球市场中发现问题并积极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回应。
(一)气候变化。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们适应和利用自然、一定程度上支配自然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自然力是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与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等等。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需要有“总体性”理念,在全局性战略思维中关照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GDP”增长的实质。在坚定理念的前提下清晰发展的思路,在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合理定位中确立起属于“中国道路”之科学内涵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当前,气候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课题是,当前气候变化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来审视当今的气候变化现状?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与国际公正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我们重点思索与探讨的时代课题。
(二)国际纷争。马克思认为,只要存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为“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我们一方面在积极肯定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分析国际纷争中精辟入里的阐述,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存在的理论缺陷和不足,这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之深刻性的内在体现。在当前,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纷争理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民族冲突理论、关于无产阶级即工人的身份认同理论,都是从实质而非现象层面审视当前国际纷争问题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甚至决定性理论资源,其现实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在当前,以马克思的立场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纷争理论,就无法避开对以下几个突出问题进行追问,由此引发的主要问题是:当前国外“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霸权理论的内涵与价值指向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之于解决国家纷争的现实价值究竟在那里?什么是“依附理论”?当前的全球化为什么在有些学者那里被称为是“失衡”的全球化?等等,都是我们当前引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必然面对。
(三)资本依赖。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之理论情怀来关照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认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及其实质中所形成的“资本依赖”理论,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方法论的困惑及理论观点的局限性,致使他们放弃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的合理解释。这对我们的启示,要想获得对“资本依赖”的完整把握和科学认识,只有像马克思的那样,把理论精力主要集中在对“抽象”是如何通过“中介环节”而在“具体”中得以转型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对资本生活过程的科学解读。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明确如下几个重要问题: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是否需要做出更改或替换?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价值取向在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学术史意义上该作何解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仅仅局限于资本依赖的话语吗?是否还应当包含文化观念的批判?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新现象之间关系的科学界定是什么?中国的资本市场理论是否可以一股脑儿完全照搬西方的资本话语体系?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学线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与包括历史主体线索在内的其他理论线索辩证统一在一起的。一些西方学者显然没能很好地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吸收足够的思想养料。
(四)全球市场。“全球市场”问题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就有很多完备的理论表述,在今天,这一问题再度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无法避开的重大现实性时代课题。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化的“后革命时代”,“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促使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当年的理论有些过时了,于是期冀以新的理论去取代之。对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和清晰认识,将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程度问题与世界市场的现实状况结合取来进行思考,追问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市场”理论究竟有没有过时?为什么“依附理论”会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的利益博弈中,发达国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根本原因在哪里?等等这些既重大又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