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1-17 | 信息来源：

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唐正东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与逻辑性的基础。传统解释框架中的那种看似合理的观点，即从德国古典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的作法，实则是有欠缺的，因为它只是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外在关联性，而弱化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从基本理论逻辑的层面看到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与逻辑性的认识。最早把上述问题阐述得比较到位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柯尔施，柯尔施准确地用革命性来解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以此为线索抓住了上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基于此，它能够与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区别开来，而且又能把它与单纯的实证主义科学区分开来；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柯尔施并没有把它仅仅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了哲学的建构之后所展开的一项独立的理论活动，而是明确地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就科学社会主义，柯尔施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它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他并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基于纯粹的科学观察理论，而是把它界定为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事业在内，同时又包含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实践事业的一个整体。柯尔施尽管清楚地表达了在革命性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的思路，但更多地停留在解读的层面上来阐明这种思路。因此，柯尔施并没有对这种思路本身作出进一步说明，对上述三者是怎么有机统一起来的这一问题也没有加以详细阐述，而这一个问题恰恰是更为重要。因为只有把握住了它，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上述三者必须统一起来的原因，而不只是停留在它们应该统一起来的理论层面上。
    革命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内在逻辑性统一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出发，论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只从卑污的犹太人的经商活动的角度来理解实践，而“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进行了评判。真正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的东西，既不是费尔巴哈所指称的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理论的活动，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精神的思辨运动，而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把这一点跟《提纲》第六条中关于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联系起来，不难看出，马克思此处所讲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无疑是指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个体的自由自主活动，而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至于这种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什么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意义，是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上述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内涵，而这种矛盾运动推动了生产关系的不断更新与革命，所以这种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才具有革命的、批判的意义。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展现出的对实践活动的批判的、革命的意义的强调，还必须要被推进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层面进行解答，否则的话，其理论逻辑就还没有完成。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内在逻辑性统一性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深刻内涵，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层面上所使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决不是古典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意义上的直接的经济学概念，而是已经被提升到了社会历史观层面的哲学概念，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也已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经济学概念。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指导的。从这一角度看下去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其他经济学家以交往价值为核心概念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会以价值为核心概念，并把交往价值仅仅视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为什么当其他经济学家专注于利润的分析的时候，马克思会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入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彻底地剥离开来；为什么当其他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视为天然的、合理的过程的时候，马克思会说它一定会走向经济危机。以上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基本逻辑层面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通的，就像它们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息息相通一样。
    之所以要从多个层面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哲学语境中的重要意义，就是希望凸显我们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或社会分析理论时，应该在学术路径的选择上具有方法论自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那就肯定不会像一些西方左派学者那样，轻易地得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的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