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1-17 | 信息来源：

江苏师范大学校长  任平教授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分为“中国特色”与“后中国特色”两个时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时代变迁所致。两个时代要经历三个百年发展阶段，第一个百年阶段（1840-1949），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 阶段。这个阶段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全球化霸权体系，造就了“工业资本——农业劳动”的全球分裂体系，也造就了“文明——野蛮”全球精神秩序。资本全球化造就的“西方——东方”全球分裂是“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历史语境；基于西方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的思想指导是“中国特色”中国化道路的精神条件；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视域”，聚焦“中国问题”之特殊矛盾和个性特征，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主要路径；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一般到中国特殊矛盾之个别，成为“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的主要逻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归宿。第二个百年阶段（1949-2050），是“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成为走自己道路的发展主体。资本全球化依然在生产方式、市场、技术、资本等许多方面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我们需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对外开放，主动地、有选择地将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日益得到深化，在深化中开掘“中国道路”，形成“中国价值”。 第三个百年阶段（2050-2150）。是“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即超越自主输入，进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现在就要从输入为主转向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积累原创性。二是未来中国的自主辐射目标是和平的、和谐的，根本不同于西方当年现代化的武力出场方式。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才能完成自己的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中国价值辐射全球。
    “实践论”与个性辩证法是“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哲学意蕴。依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发现、界定、解答独特的、个性化的中国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哲学视域的主旨。因此，特殊矛盾、矛盾的特殊性成为《矛盾论》阐释的中心话题；“实践论”成为中国化理解的第一个认识论形态；以特殊矛盾、矛盾特殊性、个性为中心的矛盾辩证法，成为中国化的第一个辩证法形态。能否从中国实际出发，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和“中国化”的两种实际效果的原则差别。“中国化思维方式”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普遍性理论指导下，全力去发现矛盾的特殊性结构，建立矛盾特殊性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就走上了“差异化”出场之路。差异使中国语境不同于外国，中国问题不同于外国，中国道路不同于外国，中国辩证法也因此不同于外国。在中国出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结构和阐释结构都得到了差异性重写。一个以矛盾特殊性和个性为主线的矛盾辩证法因此被建构，其中充满着“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
    “中国特色”中国化强调中国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研究专属于解答中国问题的个性辩证法。“后中国特色”中国化超越了这一时代限定性，强调对中国问题解答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从而强调“个别里蕴涵一般”，将中国经验看作世界发展的某种典范。“后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化相比，至少有以下四个差异，第一，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答目标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锁定目标主要聚焦与世界各国不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问题。而“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要在解答中国问题过程中更加注重发现解答方式和解答经验中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第二，中国立场和中国化的视域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研究视域主要着眼于新的世界结构如何造就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着眼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推动世界和平、开放、和谐、整体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构建普遍的问题视域。第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旨在打开一个特殊矛盾体系，用从本土实践出发的个性辩证法视域研究中国特有问题；而“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则以矛盾普遍性为纲领，研究中国问题的矛盾逻辑何以成为普世体系。第四，中国话语的效应不同。“中国特色”中国化主要着眼于本土思想和话语的“大众化”，为中国人民服务；“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话语则不仅考虑中国大众的受众需要，而且要强调世界大众的受众需要。
    广义认识论与交往辩证法是“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哲学思维。在“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构建中，虽然隐匿着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但是主线是“知与行”的关系，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从认识论框架和维度来看，“主体——客体”两极模式成为主轴。“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辩证法虽然也谈矛盾普遍性和共性，但显然着眼于矛盾的个性和特殊性，研究一般如何转化为个别。“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认识论主题是研究民族个体认识如何转化为世界共识，多元主体间认识交往关系，从一开始就必须要成为基本阐释框架。其中，在“主体（中华民族）——中介客体——主体（其他民族）”的实践交往关系基础上，要建构同构的认识交往关系。在多元主体精神交往、认识交往中如何实现“中国经验”、“中国价值”的世界共识化的基本逻辑，成为这一认识论研究的理论主旨。在全球场域中，每个民族都作为实践的和认识的主体，彼此发生着实践的和认识的交往关系，以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为框架，不同主体之间建构了交往实践辩证法。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是一个围绕中介客体变革的客观物质活动过程，它具有多元主体性、交往性和客观性，存在着“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相关价值律，由此在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道路”上产生了“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