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2-26 | 信息来源：

江苏开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动力机制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蒋伏心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30多年改革的主要内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并列的目标，将深化改革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可见对改革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

    江苏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率先者和受益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基本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有两个问题是江苏必须特别要加以关注的。

    1、转变发展方式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优化等，都需要经济保持稳定、较快的发展。根据基本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发展不能再以大量物质资源投入为驱动；国际市场的变化也限制了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

    但是，矛盾可能在于，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结构优化、利益调整、制度创新、经验积累。特别是，创新需要时间，可能失败。这就要求江苏省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周期、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防止因考核方式不当，导致重新追求急功近利，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和职能，也要适应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实行转换。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应该是推进现代化题中应有之意。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将精力用在维护市场秩序、纠正市场失灵，增加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产品。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利益与群众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使三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趋一致。

    2、目标坚定不移与过程循序渐进。从江苏前30多年发展的轨迹看，我们对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推进。

    首先，要承认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在提出省定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后，全省自南向北陆续要提出各自的指标。要防止将省定指标机械分解，鼓励各地在遵循基本现代化一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区位基础、资源基础、产业基础提出有各地特色的发展目标。

    其次，在保护各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积极性的前提下，防止出现超出能力的“大跃进”。民生幸福是衡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防止因超出能力的承诺和投入导致不可持续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现代化与福利化相提并论。我们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正确的文化引领，将社会福利的提高建立在社会全体成员积极参与价值创造的基础上。

    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改革可以增强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以往的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资源的倾向，导致粗放发展和不可持续的发展，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多替代，追求GDP对追求效率的反向影响。深化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特别是发挥市场效率导向的作用。市场作用越充分、竞争压力越大，则经济主体的活力越旺、动力越强，粗放发展越是没有存在的余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见效。

    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科学发展中的定位应该是，为市场对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证市场主体间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更不能代替市场。

    最近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这为江苏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可以使得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得到充分解放，可以为江苏的基本现代化征程提供充足的活力和动力。

社会管理的民主向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张凤阳

    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社会管理问题遍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政治体系，但今天我们谈论这个问题，若脱开社会管理的“现代性”，事实上是不得要领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并仍在发生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如果把这种变化视为社会管理问题的基本背景约束，那就意味着，我们在计划时代形成的用于管理封闭社会、匀质社会、凝固社会的一整套做法，不好直接移植到市场时代的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管理之中，即使这套做法在过去有不少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考虑到今天我们还面对一个以往无法想象的网络虚拟社会，仅仅拘泥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就更加行不通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就是社会管理的现代转型。

    在今日中国，社会管理之所以呈现为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国家治理难题，不仅在于现代化进程导致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急剧增生，还因为我们身处的转型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矛盾的社会、紧张的社会，甚或是一个离异的社会。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既使社会管理背负一个“维稳”的重任，也很容易造成“维稳”对社会管理的某种功能替代。遗憾的是，在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中，经由“一票否决”政绩考核方式的强势诱导，这种功能替代已成为很多政府官员做好“规定动作”的基本履职套路。这种现象令人深思，更令人担忧。

    稳定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但是，既有的维稳模式要不要改进或变革，则是另一个问题。不少学者指出，管制型、运动式、高成本的维稳，不仅阻滞了公民正当合理的利益表达，妨碍了长效利益均衡机制的构建，而且其过度的体制性防卫，也助长官民对抗情绪，严重伤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所谓“越是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表明，这样一种维稳模式再也不能持续惯性地运转下去了。从某种意义来说，社会管理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跳出既定维稳模式的窠臼。

    稳定有低水平和高水平之分。单纯诉诸强制手段，仅靠信息封锁、舆论管控和行为惩罚实现的稳定是一种低水平的稳定。传统时代的王朝治理即如此。尽管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政府主导实施的行为管制在任何时代都免不了，但是，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终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社会管理的“现代性”，一方面是说，政府实施的行为管制必须依法进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依法施行的行为管制还必须与公民的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及正当的利益表达相容。这才是高水平的稳定。要追求这样的高水平稳定，在我国社会管理的总格局中，“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就不好被简单地看作是依附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之下的非实质要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社会自治领域的成长，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历史进步。隐藏于僵化维稳模式背后的一个潜在冲动，是想把已然成长起来的社会重新收回政治国家并予以刚性管制。这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取的。姑且不说中国转型为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和流动社会所带来的治理复杂性，只消考虑一下虚拟社会中民意表达的沸腾景象，就足以断言，将社会重新收回政治国家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在识字率提高、教育进步和传媒发达的现代条件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冲动的高涨，是一种无法阻遏的发展大势。如果对这一大势认识不足而一味诉诸刚性的管制手段，便很有可能在表面维稳的同时，悄然积聚更为可怕的爆炸性社会因素

    当今中国的很多领导干部，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组织视为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假想敌”，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就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其实，现代型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恰恰表明，法律框架内活动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促进力量。具体表现在：第一，通过社会组织内部的沟通和自我约束，可以形成主流的理性意见，从而缩小个别激进观点的市场，大大增强群体行为的可预期性。第二，借助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协商，利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可以自行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有效防止群体矛盾向社会冲突的转化。第三，即便仍需政府介入，政府官员也不必再面对散沙式的诉求，不仅大量节约工作成本，还可充分利用制度化的调处模式，妥善化解或平抑群体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向社会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型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取向。

    今天，民主化是一股声势浩大的世界性潮流。与这股世界性潮流相应和，当代中国的公民参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网络空间甚至呈现了一种“井喷”态势。我们常常看到，每当遭遇无理的刚性管制，掌握道德审判权的“草根”就会对不法官员采取激进的围剿行动。因此，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建设，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表达自由得到切实保障，并将公民参与纳入制度化的有序轨道，就成了社会管理的“现代性”所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经验告诉我们，民众的利益诉求及其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若不在制度化的轨道上有序释放出来，便只能以不受控制、难以预期的激烈方式爆发出来。后果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能否容忍矛盾并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各地目前实行的“一票否决”维稳责任制，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以为没有矛盾的地方才是好地方，不容纳矛盾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其实，好的制度是能够容纳矛盾并和平解决矛盾的弹性制度。建设这样一种弹性制度，首先必须确认公民个人及公民群体利益表达的正当权利，尔后再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对公民个人及公民群体的利益表达进行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从而使公民参与成为可预期的体制化行为。总而言之，走向一种兼容民主的服务型社会管理，构建一种合作型博弈的长效利益均衡机制，乃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江苏省社科界第六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上的学术点评

省社科联副主席  周明生教授

（2012年12月24日，根据录音整理）

    刚才我们五位专家的演讲精彩纷呈，从演讲人员看，是清一色的少壮派，基本上都是50岁上下，实力雄厚；从研究对象看，既有研究全国性重大课题的，又有专门集中研究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点面结合、相得益彰；从研究内容看，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覆盖面广、各具特色。

    东南大学樊和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伦理道德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及其理论前沿，我听下来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色：第一，鲜明的时代主题。樊和平教授抓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形态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性。抓住时代性主题进行研究，反映了一个学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是非常珍贵的，包括其他四位专家也是如此，反映了对研究当下中国问题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为一个学者，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既要表现在重视研究中国道路，也要体现在重视研究中国问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第二，精辟独到的学理分析。这一点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樊教授演讲中对于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总体态势和发展阶段的判定与分析，对于当前我国伦理道德要素构成及其体态特征的判定与分析，对于当前伦理道德领域的中国问题，即伦理与道德悖论、伦理与道德反向运动，以及对信任危机和思想领袖缺场等等的判定与分析，具有很强的学理性。第三，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樊教授对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形态中国问题的学理分析，不是空洞地进行分析，而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以一系列精当的数据来支撑他的学理分析，这是非常可贵的。当然，对于当今中国思想意识形态中国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延伸，进一步深化。例如刚才所讲的伦理道德悖论这样一个问题、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信任危机问题，更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另外，我们怎样来进一步寻求现实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路径，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第二位专家是南大的张鸿雁教授，他的演讲是中国城市化理论核心价值的顶层战略创新，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种宏观大视野，一种强烈的创新冲动。张教授的演讲首先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行了全局性谋划。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是强调要有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谋划。张教授的研究正是不满足于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局部性谋划，而是立足于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这样一种思考，也就是他所讲的顶层设计。过去我们强调要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也要对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性谋划正是这样一个尝试。其次，体现了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性谋划。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强调要有长远性、战略性谋划。张教授的研究突破了五年计划的局限，立足于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长远性思考，乃至于对今后若干年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态势和趋势，提出了一些战略性构想，这些构想对于促进我们国家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再次，体现了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谋划。在整体性、战略性谋划的基础之上和前提之下，对我国中西部、东部、沿海、沿江、沿河城市化发展路径也进行了考量，提出了区域性城市化发展战略，这就使得他的研究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区域性的现实指导意义。最后，体现了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创新性谋划。他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思路，不仅力求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模式进行创新，而且力求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模式进行创新。特别是他讲到，西方的城市化理论并不适合指导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而且要实现中学西渐，这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位专家是南京图书馆徐小跃教授，他演讲的是论道家之道及其人生意义。我觉得这是一篇充满了辩证思维和人生哲理、乃至于人生大智慧的精彩演讲，反映了徐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厚造诣和精当把握。徐教授的演讲围绕道家之道的主题，精辟阐述了以下三个层面的辩证关系：一是道之内涵的无与有的辩证关系。道家的道是世间万事万物万有的根本，道的存在方式和形式是无，但是无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所以道家的道的实质是有，道之内涵是无与有的辩证统一。二是道之德性的无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道之德性是无为，我理解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要低调，要慎言慎行等。但道家的无为又不是真正的不作为、不干事，而是通过这种低调、处下、柔弱来更好地作为，所以道之德性是无为与有为的辩证统一。三是道之人生指向的无欲不争与常胜不败的辩证关系。道家的无为思想主要表征是无欲不争，正是这种无欲不争保证了常胜不败，所以道之人生指向是无欲不争与常胜不败的辩证统一。道之人生指向的无欲不争又是退一步进两步的人生哲学，包括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如果人生真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是如我们徐小跃教授所讲，具有了一种大智慧，进入了至高至上的境界。当然，对于道家的无为之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道家的无为哲学要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比较好，政治比较清明，正气处于主流，那么这种无为就能真正转变成有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无为就不一定能转变成有为，这与个人的人生哲学有关，也与社会大环境、大背景有关。第二个问题，道家无为之道如何指向社会领域，将会对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思考人生哲学、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也会发生影响。我主要是搞经济学的，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时候，发现中国古代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就是西汉的司马迁。他主张政府对经济“善者因之”，最好的办法是去遵从它；“其次利导之”，去引导它；“其次教诲之”，这是第三等办法；“最下者与之争”，最不好的办法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就是司马迁的经济自由思想，与道家的无为之道、无为而治有渊源关系。如果指向国家治理领域，现在我们继续强调的韬光养晦治国方略，是不是与道家的无为之道、低调、处下、谦虚谨慎的理念有关系？邓小平讲了，“韬光养晦”后面还有一个“有所作为”，韬光养晦治国方略实际上也是无为与有为的统一。通过增强我们的实力，才能更好地有为，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有更高的地位。

    第四位专家是南师大蒋伏心教授，他讲的是江苏开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动力思考。这样一个演讲从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一是着力于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实现现代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率先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是江苏“两个率先”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的改革发展大局多做贡献。江苏率先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既是江苏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江苏为全国的改革发展大局继续多做贡献的重大历史责任。作为江苏的经济学者，理应更多地研究江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着力于江苏率先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若干问题的辩证思考。蒋教授的演讲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辩证思考：一是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辩证思考，二是对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坚定不移与过程的循序渐进的辩证思考，三是对于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思考。这些思考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哲理。三是着力于以继续深化改革为关键，构建江苏率先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动力机制研究。蒋教授不仅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而且抓住了构建我们江苏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动力机制的关键，强调这一点对于江苏更有特殊意义。因为江苏已经处于一个新的、比较高的发展起点上，人们往往会认为江苏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去改革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江苏尽管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但是离改革的目标距离还很远，甚至还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大胆改革、大胆创新。所以江苏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特殊性意义，蒋教授这一点抓得很准。他不仅立足于提出问题，而且立足于解决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解决怎么过河的问题。对于江苏的现代化新征程，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与其他省份比较，我们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省份的更高层级的动力机制？这一点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毕竟江苏发展的起点跟其他省份不一样。

    最后，南大张凤阳教授讲了社会管理的民主向度，他突出阐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社会管理的创新问题。张教授的演讲围绕社会管理的创新问题，第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社会管理的现代性，并作了很深刻的阐述。张教授提出，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质是社会管理的现代转型，这样一个观点是很精辟的。第二，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的特殊背景之下，社会管理背负着维稳的重任，而且维稳成为社会管理的功能替代，以维稳来替代社会管理多方面的职能，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管理的有效进行。第三，表明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今天的社会管理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既有维稳模式的改进，或者说变革。因为这样一种运动式、高成本的维稳不仅不利于公民正当合理利益诉求的表达，也会影响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第四，得出了一个颇为值得思考的结论。建立一种兼容、民主的服务型社会管理模式，来改进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是我们在今天和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张教授还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主题对社会公正、民主政治、贫富差距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深入的探讨，对我很有启发。在这方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怎样现实地处理好社会管理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怎样现实地处理好公众参与和政府管制的关系等。

    今天的学术大会确实是学术的一次盛会，是一场大餐，我很有启发。以上评论有不到的地方请五位专家，也请在场的所有的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