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 樊和平
本课题以公务员、企业家与企业员工、青少年、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弱势群体六大群体为调查对象,以江苏、广东、广西、新疆四省区为调查重点,采用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对当前我国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并对当前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大众社会意识呈现的“中国问题”寻找“中国解释”或“中国理论”,进而提出“中国战略”。本课题历时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包括了13份伦理道德状况报告和23份大众意识形态状况报告,以及16个伦理道德状况数据库,26个大众意识形态状况数据库,共200多万字。
一、当前我国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元素、结构和形态
1、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镜像:在多元中逐渐向二元聚集,在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如德性与公正、义与利、善恶与祸福、经济发展与幸福感的关系等方面,已经不是多元,而是二元,一种“二元体质”已经开始呈现,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发展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二元体质既是一种高度的共识,也是一种截然对峙,这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走到十字路口的重要征兆,在这个关键而敏感的时期,意识形态的能动引领、卓越成效的伦理道德干预,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2、当前我国伦理道德精神大体由四要素构成:以“市场经济道德”为下底、以“西方道德影响”为上底、以“意识形态中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道德”为两边、近似地具有某种等腰性质的特殊的四边形,即近似梯形。这一信息以数据客观描述出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各要素的影响力权重,以及诸要素构成的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形态与体态。它说明,(1)当前中国的伦理道德已经从传统形态转型为市场经济道德,但仍然处于经济必然性阶段。这种状态符合“经济决定性”的基本规律,但从道德辩证法的观点以及市场经济内在伦理局限性分析,它还不是合理状态,更未达到“理想类型”;(2)四边形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性,因而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呈现多样多变的特点;(3)在四元素中,意识形态中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的力量大抵相当,西方道德的影响远没有人们直观中估计的那么强势。
3、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结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派、国粹派、西化派并存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主流,国粹派和西化派是潜流或暗流并不断改变形态,但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在对话互动中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重大课题与难题。
二、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中国问题”
1、社会问题诊断。当前我国最大社会问题是什么?六大群体形成高度共识:两极分化、官员腐败。
2、伦理道德的“中国问题”:伦理—道德悖论。当前我国的伦理道德状况到底如何?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调查的结果与日常感觉非常不同。大多数人对目前的道德状况表示基本满意甚至满意,理由是“虽不尽如人意,但正变得越来越好”,但对作为道德后果的伦理关系或人际关系,几乎同样的大多数表示不满意。道德上满意,伦理上不满意,形成强烈的伦理—道德悖论。座谈、访谈和分析表明,道德上的肯定很大程度上是对道德自由的满意,但对作为个体道德自由后果的伦理关系或人际关系却高度不满意,表现为道德自由与伦理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伦理—道德悖论的“中国问题”的另一表现,是伦理与道德发展的不平衡。
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视的五种伦理关系是什么?调查发现,“新五伦”之中,高居前三位的都是家庭伦理关系。与传统“五伦”相比,夫妇关系的伦理地位上升,唯一改变的元素是君臣关系或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被置换为同事或同学的社会关系。与此相对应,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视的五种德性是什么?与传统“五常”相比,“新五常”除第一、二两个德性在基本内容方面与“仁”和“信”可以相通相接外,其余三个德性都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社会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特征;而且,即便是“爱”与“诚信”两个德性,其文化内涵和及其在德性体系中的地位也已发生重大变化。研究结论是:当前我国社会在伦理上仍守望传统,蜕变率只有20%;但道德上已经基本解构了传统而走向现代,蜕变率超过60%。伦理与道德的变化趋势呈现反向运动。
3、思想文化领域最突出的“中国问题”:由信任危机而导致的思想领域的缺场。“你对哪些人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调查结果令人深思。政府官员高居榜首,演艺人员和企业家次之。在政治、文化、经济上掌握话语权力的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被认为最不满意的群体!这种反差和异化的严重后果,是政治、文化、经济三大领域道德信用的丧失。道德信用的丧失,进一步动摇和消解社会对于伦理存在的文化信心和文化信念。在这种情势下,“你的思想行为受什么人影响最大?”几个地区的共同结果是:知识精英高居榜首,党政官员排列第二,但二者至少相差十多个百分点。然而,另一个信息是:知识精英不仅“不了解现实”,而且缺乏充当思想领袖的意识和抱负。于是,难以避免的结果是:思想领袖缺场。
与此相对应,便出现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当中央宣传与国外思潮发生矛盾时,你相信谁正确?”64%的企业群体、61%的公务员、44%的农民,选择“相信国外正确”,情势之严峻,已经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基于以上调查研究,对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和大众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做出三大哲学诊断:独生子女、“后单位制”、全球化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冲击导致的“伦理”退隐;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导致的“精神”缺场;文化同一性危机导致的精神“家园”的动摇。提出如下建议:实施“伦理精神战略”和“精神意识形态战略”,即面对伦理实体遭遇的挑战和“伦”的传统被解构的双重境遇,保卫社会的伦理整体性和个体的伦理能力,提升民族凝聚力,社会聚合力;坚守“精神”传统,借此提升个体的自我超越能力、社会认同能力和知行合一能力;基于伦理道德是文化发展的首要持久因素、弘扬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优先因子的两大群体共识,回归伦理道德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以伦理道德建构个体的社会同一性,以优秀传统文化建构社会的文化合法性。
中国城市化理论核心价值的顶层战略创新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社会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 张鸿雁
一、中国整体城市化空间战略格局的顶层设计与模式创新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受中国特有“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比较大,这既存在着积极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有利一面,又存在着制约城市长期有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面。“五年计划”虽然能够为解决近期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提供策略和手段,但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与GDP考核挂钩,使得城市建设多数仅仅追求任期(五年)的政绩,城市规划往往缺乏连续性、整体性和长远战略性。城市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城市化建设必须注重长期性和可持续性,要考虑30至50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发展空间的结构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西方发达国家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城市2000年的规划是在1960年代完成的。
1、中国全域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顶层设计:创造适应中国地理结构的国家整体性“地域生产力结构”。
中国本土化城市化总体战略的核心之一是国家区域城市化战略的整体性、契合性和系统性。总体战略模式与思路是:其一,中国中西部以增加城市群密度、提升区域“发展极”城市首位度为主。其二,中国东部以建构区域现代化城市(镇)群为主,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创造全新的科技型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和都市人农业,并以直接进入“后都市社会”的方式,推进“农民终结”时代的来临。其三,在中国全域内设计并规划多类型、多层次、跨地域和不同规模的都市群、都市圈和都市带,总体上可以称为“中国都市圈化”的战略模式,大体上可以创造30个左右具有“全价值链”的都市圈。强化“七大国际型核心城市群”、“三个巨型城市带”和一个“边贸城市环”——以“群带环”为主体格局的中国城市化总体空间模式。三个巨型城市带是“长江流域城市带”、“黄河流域城市带”、“沿海城市带”,是中国地域生产力空间上的“纵”“横”系统表现方式。仅有城市圈发展而没有巨型城市带发展的话,会出现地域生产力格局的“结构性空洞”,通过“纵”“横”城市带和城市群的有机整合,会使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超越自然空间的制约和行政体系的空间局限,进一步演化成区域结点清晰、网状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区域共同体,这一战略本身具有国家级顶层战略意义。
2、中国沿海城市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现代化先导区。
联合国的研究报告说:“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是坐落于海边和三角洲的口岸城市。……在亚洲有18个或沿河或入海口城市在20个最大规模的城市之列”。显然,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战略与模式,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可忽略的城市化战略之一,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区和示范区,在经济总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占据中国经济总量70%以上的经济产能,以确保中国经济主体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亦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占据美国75%的产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把沿海地区(即沿海300-600公里内)进行有效整合,创造以300-600公里宽为主要空间模式的沿海城市发展区。沈阳、济南、南京和杭州都应该作为沿海城市并提出沿海经济与社会的战略规划。30多座沿海城市可以确立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关键是如何创造与内地的结构性关系,即沿海城市承担着吸纳国际资本、文化与内向传播的区域国际化整合作用,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国家应该提出整体东部经济发展计划和西部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体系,在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建立跨区的地域发展关系,形成内部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地域结构体系和空间关系。
3、中国流域城市带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合纵连横”地域生产力结构
有关研究证明,“在亚洲城市的发展中,河流和三角洲地区显示出和沿海地区相同重要的地位;半数的大型城市沿重要河流分布,并成为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桥梁。在发达国家(包括日本),40个大城市中有35个或者沿河分布。在欧洲,就城市发展而言,河流比海洋更为重要,20个最大规模的城市中有一半以上是沿河分布的。”中国河流经济十分显著,沿河城市带的开发同样具有国家级战略意义。无论是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辽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的城市群(带)体系,其发展都具有深刻带动意义。在传统的长江流域(重庆、武汉和南京)三大都市圈以外,应该注重新兴中小城市群的崛起,如安徽的马鞍山和铜陵沿江城市群,江苏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跨江城市群——这二个新兴的沿长江城市群(带)的GDP有可能和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相媲美。另外,“江阴-张家港-靖江”三市的跨江组团发展,可以建构上海、苏南经济向苏北经济渗透与发展的通道,其发展可以填补大都市圈内的区域结构空洞。
中国运河城市带也具有典型的国家战略开发价值。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南北水上干线。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和六省市,在历史上不仅便利了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扬州市政府主持的中国运河整体申遗有35个城市加入其中。从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空间整合的战略意义上认识,中国的运河城市带也应该进入国家层面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体系。
二、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的理论模式创新
在建构中国本土城市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与创新中,在以往批判、研究西方城市理论局限的基础上,本文首次提出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十大理论模式,其主要内容有:
1、本土化“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战略理论”——“五种城市化战略并举的战略模式”
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主旨下重新建构的战略:第一种是“大都市核心化引领战略”;第二种是“多层次都市圈同城化战略”;第三种是“县域城乡整体一体化战略”;第四种是“区域生态涵养区不开发战略”;第五种是“后都市时代城市现代化战略”。这五种城市战略模式既适应中国不同地区社会类型发展的需要,又适合不同层次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2、本土化“适度紧缩型城市化理论”——作为一种国策的城市化入径与道路
“适度紧缩型城市化道路”主要针对中国地少人多的特殊矛盾所提出。中国必须采取“适度紧缩型城市化”政策,并将其上升为一种国策,创造单位土地面积的财富承载力和承载量的最高值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3、本土化“县域城乡一体化理论”——以“中国文化根柢”建构为主导的城镇发展道路
县域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入径是:(1)在省市一级城市化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形成县域城市化的顶层设计。(2)县域城市应该有50%、70%、85%的城市化率的阶段性规划和战略布局,必须有超过30年以上县域城市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3)在全国范围内,根据省域经济格局设置、推进“一县一品”的发展战略。(4)在县域乡镇规划体系内,强行推广地方性特色文化建设规划。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出现了不伦不类的仿欧式建筑,既丧失了中国的草根文化,也破坏了传统中国乡村的地景系统,必须在近期加以纠正。(5)县域城市化应该以“田园城市”理论作为指导理论之一,强调自然原生态、文化原生态的保留与利用。(6)县域规划的超前性应该体现在“都市型农业”、“城镇型规模农业”、“都市人农业”和“科技型农业”的合理规划上,在此基础上创造县域经济的独立就业体系。(7)县域城市化应该明确提出人口集中与分流规划,实现全县域80%以上区域60分钟交通的可达性。
三、本土化城市化理论重构的终极价值——“有机城市秩序”
从人类有城市的历史以来,城市就有两种“样本”:一是有规划的城市,二是自然成长的城市,前者整齐而刻板,后者无序而有人情味。这种观点在王受之所著的《有机城市》一书中有所论及,这种表现方式的本质就是事物发展的“无序”与“有序”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现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有机城市秩序”研究的维度和主体内涵:即有机历史风景与秩序、有机城市功能分区与秩序、有机空间连续统秩序、有机疏散整合秩序、有机亲情下的首属邻里秩序、有机循环的“善”秩序、有机更新城市肌理秩序、有机生活方式秩序和有机城市文脉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秩序等。这里强调的是双核价值模式,即有机与秩序的嬗变和整合。
论道家之道及其人生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图书馆馆长 徐小跃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专于经世,道家专于超世,佛家专于出世。古人称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也就是说,追求世之安定,身之安康,心之安宁分别体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各自价值取向和主要功能。
儒道两家思想为中国所固有,尤其在以后的漫长的中国社会里,儒道思想的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互融通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人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近人林语堂所谓的“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一语经典地概括了这一情形。
学术界习惯把先秦老庄学派称为道家。一般认为,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体,以因循为用。”清人纪晓岚谓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
道家是通过探寻宇宙之根来宣扬它的核心价值观的。
老庄是将“道”视为宇宙之根,天地之始,万物之宗的存在。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以下引《老子》只注章名)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以下引《庄子》只注篇名)这一本根的存在之“道”,在道家看来,乃是万物与万事的“构成”者和“赋予”者。老子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庄子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欤!”(《知北游》)
而此道是一个无穷无止的存在,是一个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存在,是一个永恒不断的存在。对于这样一个存在,怎能规定?怎能命名?这就是老庄“道不可名”、“道常无名”的思想。它只是一个无限,而无限乃无名也。此“无”包括了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无限性。所以,“道”的存在方式是“无”。道家之“无”并非是不存在,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最信验、最真实的存在。宇宙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有”的存在形式,无一不是“道”的赋予和构成。换句话说,宇宙间的万物万有皆是“道”的呈现,它呈现的是殊异的个性的千差万别的存在。这一千差万别的存在,道家谓之“自然”。所以说,自然概念在道家那里是表示差别性的意义。尊重自然即是尊重差别和个性者也。这就是为什么道家那么竭力主张“尊道而贵德”的原因所在。
有着这么大功用和功劳的“道”,按照常理来说,“它”应该自大、自负、自居。恰恰相反,在道家老庄看来,“道”之真性真德正是体现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五十一章),“功成而弗居”(二章)。“道”的这一德性被老庄非常精当概括为“无为”两个字。
道家“无为”,非不做,不干之意也,而是指“因性任物”的“常自然”、“法自然”、“尊道而贵德”等行为。应该注意的是,道家“无为”说是具有社会和人生两个指向。就其人生指向来说,道家的“无为”思想主要表征的是“无欲”、“不争”。像老子一系列的主张,如:处下、居后、退让、外身、慈柔、俭束、谦逊、清静等等都是“无欲不争”的补充和具体运用。应该这么说,这是道家“无为”主张最核心的地方。我将其称之为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
在道家看来,不知足和不知止是造成人生危机和灾难以及事业和成功不能长保的主要原因。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也就是说,老庄最为痛心的是,世人多将身外之物的财货名利以为是愈多得愈好,而且不知足、不知止甚而明知有“害”有“困”,却乐此不疲。所以庄子尖锐指出:世人“自以为得,非吾所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天地篇)因此,道家给人们提供了道路,那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九章)“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道家又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深刻道理:当一个人取得成功以后,一定要有“处下”、“不争”、“柔弱”之德,如此,你才能不被转化并可长保。关于这一点,老子谈的最为明白和精当。之所以说明白,是因为他用许多自然之理向人们表明这个道理。之所以说精当,是因为他是以道观之。
请看老子之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坚。”(四十三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九章)“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
由此可见,老子这里所谓的“处下柔弱不争”的“无为”价值观,彰显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大智慧,由此,老子才将这一德性上升到“道”性和“天”德的高度加以证明。这就是人们非常熟习的那两段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八一章)一切成功者,都要谨记老子之言,这是保证常胜不败的不变之理,如此即可实现老子的大肯定――“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