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 2026-11-3 思想周刊
作者简介:刘西忠,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江苏省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
不同于从既有发展理论中推演出来的方案,费孝通的现代化观念是建立在“行行重行行”的调研基础之上的。从江村到吴江小城镇,从苏南到苏北,江苏既是费孝通调查研究方法形成与演进最密集的田野现场,也是其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和持续关注的重点区域。
1936年在江村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让费孝通看到了中国农民在西方工业扩张下所面临的“饥饿问题”。他得出了一个区别于同时代许多论者的判断:乡村工业的改造“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
这种方法在改革开放后的江苏调查中表现得更为系统。费孝通认为,“模式这个概念产生在1984年我们走出苏南、进入苏北调查的过程中”;苏北的落后首先表现为工业在地方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低下,而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落后”。正是从江村到苏北这一以贯之的田野路径,使他的现代化思考逐步凝结为若干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中加以审视的多重视角。
人口规模巨大背景下,以“蓄水池”安置巨量人口的路径自觉。他在《江村经济》中计算过,开弦弓村人均土地极为有限,单靠农业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农民不能无限制地涌入大城市。费孝通将小城镇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人口蓄水池”,认为它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主要的出路。到了晚年,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他进一步反思小城镇的局限,主张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以“志在富民”为价值尺度的富民追求。80岁生日前后,费孝通多次以“志在富民”四个字来概括自己一生的追求。他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共同富裕”在费孝通眼中,不是分配结果的均等,而是发展的机会和路径是否真正通达普通人的生计。发展模式是否适合,最终要回到富民这个尺度上接受检验。
从“生态”到“心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一个视角。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部调查中发现,农民物质生活改善后精神文化生活并未同步跟上,他由此提出一个具有深远意味的问题:“富了以后怎么办”,他的学术视野也从研究处理人与地的关系的“生态”延伸至考察人与人的关系的“心态”,认为“现代化就是文化自觉的过程”。
从“利用土地”到“敬畏生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转向。费孝通早期对土地的关注重在“利用”。他在长期追踪瑶山、定西等生态脆弱地区的基础上,提出这些地区的贫困并非单纯的自然生态问题,他的思考逐渐转向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他在考察太湖流域时明确提出“要懂得水”,告诫当地干部,水是“天堂”的本钱,“下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
“美美与共”:文明共处的一种中国智慧。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观察,费孝通晚年时期将视野从中国内部拓展到人类文明的共处之道,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中,他看到了一种“和而不同”“多元交融”的文化逻辑。这一逻辑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以否定他者或自我封闭为代价,为理解不同群体如何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前提下形成共存秩序,提供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
费孝通的现代化观,对当下推进江苏省域现代化协同有诸多方面的启示。
推进江苏省域现代化,首要前提是对省内差异的结构性把握。费孝通在苏南苏北的比较中,以工农比例等结构性指标为依据,指出“苏北与苏南,因两地自然条件、历史传统、资金技术方面各不相同,所以发展的路子就必然各具特色大有分野”。换言之,省域现代化不可能在均质化的假设中推进,必须承认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理解差异何以形成,进而在差异之间建立互补与协作的机制。
推进江苏省域现代化,关键路径是实现多重维度的协同。费孝通的现代化观中,富民、文化自觉与生态关切是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江苏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富民回答“发展为了谁”,文化自觉回答“富了以后人如何安顿”,生态关切回答“人的生计如何不耗尽土地”。江苏推进省域现代化,应把富民作为检验尺度,把文化自觉作为精神维度,把生态治理落到具体的水土关系上,在三个维度的相互关联中寻找系统性的平衡点。
推进江苏省域现代化,深层动力在于区域协同的纵深拓展。费孝通从苏南走向全国,最终提出“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协调构想,其方法论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江苏调查中养成的区域划分与比较研究的习惯。1984年的苏北调查中,费孝通已经触及区域的划界问题,他感到市场力量造成的机制、体系与行政体制往往不是重合的。这对今天江苏省域现代化的启示在于:苏南与苏北的协同、沿江与沿海的联动、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都不能机械地依赖行政边界的划分,需要认真对待市场力量所塑造的真实经济联系,在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找省域协同的有效接口。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