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12-10 | 信息来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年11月9至11日，中外修辞学比较研究暨江苏省修辞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南京晓庄学院召开。中日学者就汉语修辞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报、交流、辩论、沟通，这是汉语修辞学的一件盛事。

11月11日上午，来自日本大学、日本清和大学、日本静冈大学、日本共立女子大学和国内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南京晓庄学院、商务印书馆等数十所大学和单位的80多位学者汇聚于南京晓庄学院会场。

开幕式上，南京晓庄学院副校长杨种学教授致欢迎辞。日本大学加藤紘捷教授对中日修辞学研究的成果做出很高评价，并介绍了王希杰教授《汉语修辞学》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情况。江苏省修辞学会会长钱进教授为加藤阿幸教授颁发“王希杰修辞学奖”特别贡献奖。加藤阿幸教授是日本清和大学教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多年来一直与江苏省修辞学会保持密切联系。她是徐志摩修辞研究专家，相关研究成果为中日修辞学界所重视。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发起并组织了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日译工作。经过6名日本学者12年的艰辛努力，《汉语修辞学》译稿终于完成，并于2016年3月以《中国语修辞学》为名由东京都好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56页。加藤阿幸教授领奖后致答谢辞，她回顾了与江苏省修辞学会、王希杰修辞理论结缘并从事汉语修辞研究的过程，并以一个日本观察者的角度提出：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已经从繁荣期进入稳定期，其中，王希杰修辞学理论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修辞理论的学派。加藤阿幸教授还向江苏省修辞学会捐赠10万日元，作为江苏省修辞学会活动经费。开幕式最后，江苏省修辞学会会长、江苏师范大学副校长钱进教授报告了江苏省修辞学会2018年的主要工作成绩，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开幕式后，5位学者做了主题报告，分别是：王希杰《修辞学漫谈》，加藤阿幸《徐志摩诗文的比喻性》，肖书文《中日现代修辞理论比较》，宗守云《论汉语语音修辞的基础》，毛浩然《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修辞策略》。

11月11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分两组进行了论文报告、交流、研讨。11月12日上午首先进行的是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汇报。5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分别为：钱进《修辞学与信息化》，许山秀树《作为典故的屈原与贾谊——兼论及杜甫之诗歌》，吕海春《经典与鲜活——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变与不变，木村佳代子《试析普遍语言的结构系统》，王晓娜《文化传播中政治文献形象表述译介的切中和还原》。之后，两个小组代表进行了总结发言，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刘惠就第一小组的讨论进行了汇报，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于广元就第二小组讨论进行了汇报。

从这次学术年会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和主题报告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学理论的观照

王希杰联系中国修辞学研究现状，就修辞学的学科地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修辞学漫谈》的报告。针对目前修辞学的阐释学转向问题，王希杰指出，“我们不反对阐释修辞学。但是，我们坚持站在说写者一方，研究表达的学问，坚持语言的效果的修辞学。”对于将修辞学研究对象扩展到非语言的世界“符号学修辞学”，王希杰在欢迎、支持其发展的同时提出，“我坚守在语言学的修辞学的阵地上，坚持同‘语法学’相对相连的修辞学，我们固守着语言本位。”王希杰认为，修辞学是一个学科群，语言学的修辞学在修辞学这个学科群里应当是第一位的。关于中国修辞学、日本修辞学、欧美修辞学的相互影响，王希杰指出，日本修辞学是从借鉴中国修辞学开始的，中国现代修辞学也是受惠于日本修辞学的，引进的是日本学者改造过的欧美修辞学。研究日本古典修辞学，不能撇开中国古典修辞学。研究中国现代修辞学，也不能撇开日本现代修辞学。中日修辞学在如何引进欧美修辞学方面需要进行对话。就中国修辞学应该如何大力引进欧美修辞学这一问题，王希杰提出，首先，要真正懂它；其次，要用汉语的眼光看汉语，即引进欧美修辞学理论要做到本土化；第三，对西方要了解但不盲从；第四，不可把欧美修辞学当作棍子来耍弄。

肖书文在《中日现代修辞理论比较》中通过对中日双方现代修辞学史的梳理，对中日现代修辞学理论的异同作了比较。木村佳代子在《试析普遍语言的结构系统》一文中尝试剖析普遍语言的结构系统，她认为，“追求语言事实的普遍原理以及合理的说明方才是对于语言学的一个永续的有价值的贡献”，“真正的修辞学是不把修辞学单单看作是一个语汇词语的问题，而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来看待”。宗守云在《论汉语语音修辞的基础》中提出，语音修辞的研究可以从“语音修辞的基础”和“语音修辞的表现”两个方面展开。音节、平仄、押韵、联绵等语音主要表现为音义相关、音节分明、音韵和谐。李心释在《修辞在语言性质认知中的变化》中提出，语言在古希腊时期有论证性的逻辑语言与作为纯粹言辞的语言之分，前者与存在直接相关，后者具有附着性与修辞性，有可能破坏对存在的言说。自柏拉图以来一直贬低修辞的传统直到现代语言学发端，西方学者对语言性质的认知才离不开修辞。而从高尔吉亚、亚里斯多德、维柯、克罗齐到尼采，修辞越来越进入语言性质认知中的核心地带。

        二是修辞学领域的延伸

修辞学领域延伸主要体现在修辞文论、修辞传播和修辞应用三个方面。

第一，修辞文论。

加藤阿幸则集中研究了《徐志摩诗文的比喻性》，她认为，徐志摩的散文善用比喻手法，其对于语言美的艺术追求的成果之一就是比喻性的繁复。加藤阿幸在报告中列举了中日两国的比喻种类，之后以王希杰修辞理论里的比喻名称为准则对徐志摩散文中的比喻特征进行诠释。加藤阿幸认为，徐志摩在其诗歌中善于以隐喻特别是量词的隐喻性来表现含蓄之美，而在其散文中，“连锁喻”才是其比喻运用的特色。徐志摩散文中既有明喻、隐喻又有借喻、曲喻，最终形成一个长长的连锁喻，使得他所要描绘的抽象的概念能够很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许山秀树作了题为《作为典故的屈原与贾谊——兼论及杜甫之诗歌》的报告，他从“作为典故的屈原与贾谊”和“杜甫歌咏屈原与贾谊的修辞手法”两个角度，对“贾谊是否就只是屈原的复印，或类属于屈原的一个存在”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姚海斌在《论<蛙>人名隐喻的涉身性》中指出，《蛙》的很多人物是用其身体的某个部位命名，这类涉身性人名也反映了汉语乃至人类语言通过涉身性完成隐喻的认知规律。

第二，修辞传播。

王晓娜在《文化传播中政治文献形象表述译介的切中和还原》中，从切中和还原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传播中政治文献形象表述跨语言精准对应的译介原理。她认为，切中是形象表述多义的消歧、是形象表述话语内涵义也即理性意义的确定；还原则是根据源语文本的功能同时兼顾目的语的特点和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确定目的语文本所呈现的具体要素。王晓娜还指出，行事理念和价值观念是政治文献的文化内涵，也是政治文献跨语言文化传播还原的核心要素，由形象表述的理性意义来体现。形象表述的风格色彩和文化色彩等附加意义能否还原受目的语语言系统的制约，是否还原则受目的语文本表达特点的制约。

在《从“诱发合作”看西方修辞学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以外长王毅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为例》文中，周思平运用修辞三段论的相关理论，结合劝说的三种诉诸形式以及图尔明论辩模式，从文章和段落两个层面，对外长王毅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题为《机遇还是挑战，伙伴还是对手》的演讲进行了分析。方小兵在《国际组织机构话语立场对比分析——以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语言与贫困”话题为例》中，运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立场理论对机构话语进行了研究。

第三方面，修辞应用。

毛浩然在《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修辞策略》中，通过弱势群体维权话语系列案例介绍了他关于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修辞策略的研究。他提出，弱势群体可采用“换位思考”“借力使力”“进退有度”“多管齐下”“一针见血”“抓大放小”等反操控修辞策略进行维权。毛浩然提出的这些话语反操控修辞策略的恰当使用，有助于弱势群体合法有效地开展维权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推进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体现了修辞的社会应用价值。

钱进在《修辞学和信息化》中强调了人工智能背景下修辞学信息化的重要性，介绍了江苏师大在修辞学信息化领域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郑荣馨在《论语体风格的几个问题》中，对语体风格研究的意义、语体风格的概念以及语体与语体风格的关系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蔡华祥等在《中文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关于修辞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中提出，修辞学知识对提高学生文本鉴赏能力、写作水平有益，中文师范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应该增加修辞学的教学内容。刘惠探讨了网络语言特点及其修辞特色。董瑞兰对《人民文学》（1949-1966）工农兵图像进行了修辞分析。

三是语法学视域的沟通。

语法和修辞的结合，是修辞学长盛不衰的课题。在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在语法和修辞沟通的视角下，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爱朴在《现代汉语虚化动词的修辞效用》中以修辞学理论为分析工具，从语篇、语体等角度探讨了虚动的修辞效用。刘晓梅在《“x次”——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新的语法构式》中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对清代成书的《声律启蒙》里“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中出现的“途次”这类“次”的方位词用法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及原因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揭示了“x次”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新的方位构式直至最后消失的过程和原因。梁文勤在《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以<祭十二郎文>为例》中指出，韩愈《祭十二郎文》感人至深的力量，不仅来源于情真情深，也得力于虚词的运用：表示假设或让步关系的连词，表示情绪激动难平的叹词，以及传达表述者主观情感的句末语气词，都大力推动了情绪的深化。

四是王希杰修辞思想的研究。

在《中国修辞学对日本修辞学的“回馈”——王希杰日文版<汉语修辞学>简评》中，钟玖英指出，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日文版2016年在日本出版发行，无论对中国修辞学界还是日本修辞学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当代修辞学的一次成功“输出”，或者说是中国修辞学对日本修辞学的“回馈”。王希杰的修辞思想表现出几个鲜明特点：第一，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与陈望道的修辞学体系完全不同，也与同时代其他修辞学体系迥然有别。第二，以唯物辩证法为宏观指导的研究方法。高度重视方法和方法论是王希杰学术研究的一贯特色，这不仅体现在《汉语修辞学》中，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学术论文论著中。第三，以“学术原创”为追求的治学精神。王先生的学术研究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引来大批的追谁者、研究者，并最终形成了以王希杰为核心的三一语言学派。

吕海春在《经典与鲜活——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的变与不变》中，对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三个版本进行比较，认为不变的是，建构了自己的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辞例使用上的“多、广、新、当”、语言风格鲜活，可读性强。从三个版本篇章架构和语言文字的变化中，可以窥见王希杰先生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赵贤德在《王希杰先生作品语言的生命力》中指出，王希杰先生的文章，从几百字到数千字到上万字，不管篇幅长短，都凭借其扎实的语言理论功底和独树一帜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够吸引大量的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士来阅读语言学著作，这对于扩大语言学在学术界的影响，提高语言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