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江苏经济发展面临着高度开放下的外贸风险、高度依赖外企下的外资风险、产能过剩压力下的企业经营风险、实体经济融资困难下的房地产市场风险以及政府性债务、企业与民间信贷风险。因此,必须要重点抓好:激发投资活力,促进消费增长,尽快稳定内需;控制新增、盘活存量,化解过剩产能;减少对外依赖,加快贸易产品结构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引导外资合理流动,完善外资准入机制和地区间协调机制;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促进金融资源适度增长和优化配置,防范不良资产风险;推动技术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及江苏经济运行在外贸、外资、行业产能以及金融信贷等方面都面临着现实风险。我省经济要增速换档,必须着眼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内涵来制定政策,实现标本兼治,防患于未然。
一、现阶段江苏经济面临的五大风险
1.开放程度高的江苏经济面临的外贸风险。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总体保持升值态势,外贸发展压力不断增加。我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60%以上主要集中在欧美日港等国家和地区,导致风险增大。自2008年以来相继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得我省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最近几年的现状便是最直接的反馈。此外,最近中日关系紧张使得江苏对日本的出口也增长乏力。
2.过分依赖外资企业的江苏经济面临的外资风险。外资企业在江苏出口份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至2013年其比重仍有58.71%,依赖程度过高。近三年江苏外资企业出口额出现下滑,由2011年的2142.4亿美元降至2013年1930.6,而同期江苏国内企业出口额则呈增长态势,由2011年的983.8增加到2013年的1358.0。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出口不景气是近年来我省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何协调内外资的比重以应对国际经济波动就显得很重要。
3.产能过剩压力有增无减,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上升。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造成我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化解过剩产能压力加大。例如,2013年全省钢铁行业生铁、粗钢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7%和76.3%,水泥行业水泥粉磨产能利用率为68%左右,平板玻璃行业产能利用率为77%左右,船舶行业造船产能利用率为74%,均低于合理区间下限,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如果政策措施不力,势必拖累经济恢复进程。在此背景下,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趋于审慎,不同程度放缓了采购与生产节奏,致使产业链销售回笼放缓、资金周转状况趋紧,企业间资金拖欠现象也有所增多,资金链断裂的财务风险不容忽视。
4.实体经济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并存,房地产市场积聚的风险不断上升。当前,信贷投向结构重心偏移,实体经济发展得不到足够的融资,造成实体经济持续失血,难以顺利完成转型升级过程,也不利于其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伤及整个实体经济。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5月,我省制造业新增贷款355.55亿元,同比少增72.86亿元。此外,房地产调控效果弱化,房地产金融风险放大。社会融资从实体经济领域源源不断进入房地产行业,会弱化房地产调控效果,干扰房地产行业理性调整,助长房地产泡沫。随着当前房价进入下跌通道,如果泡沫破裂,会严重危害国民经济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体系的安全。
5. 政府性债务规模庞大,不良资产风险蔓延,系统性风险增大。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当前我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截至5月末,我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为925.52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34%, 低于5%的不良贷款率监管红线。但由于政府融资平台或类平台投资项目一般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投资见效慢,很多项目并没有充裕的现金流来偿债,主要依靠财政资金还款。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也大幅下降,使得政府融资平台的还款来源存在更大不确定性。同时,企业经营环境较为严峻,部分领域或行业不良贷款防控压力较大,一旦产能过剩行业信贷、社会融资担保链以及中小企业等领域发生信贷风险,将会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江苏经济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面对以上风险,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1.激发投资活力,促进消费增长,尽快稳定内需。一是充分发挥投资的经济增长加速器作用。投资是三驾马车中最活跃的因素,由于出口增长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改善,具有很大的不可控性。消费增长依赖收入分配优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当前阶段,要充分发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恢复中的作用,但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方向,防止重复投资、低水平投资和无序投资。二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改善投资环境,简化企业投资审批手续,完善市场体系,破除市场壁垒,增强我省投资吸引力。减少民间资本投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电信、交通、能源等领域,降低民间资本投资门槛,释放民间投资活力。及时发布行业投资信息,减少企业盲目投资行为。三是用好政府投资,促进民生改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减少乃至退出在非关键领域的政府投资,加大对基础科研、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旅游基础设施、民生安居工程等领域的投入,增强经济带动力。对具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要发挥投资引导作用,促进江苏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四是提振消费信心,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居民消费顾虑。缩小分配差距,建立居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信心。落实消费金融政策,撬动消费需求。
2.控制新增,盘活存量,化解过剩产能。一是严控新增产能,清理违规产能,遏制低效产能扩张冲动。加强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项目管理,对于新申请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投资项目要强化环境评估、能耗评估和技术评估,不得擅自批准无法通过评估的投资项目。能耗评估、技术评估和环境评估不合格的在建项目,应坚决拆除。二是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存量产能重整。充分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兼并重组,引导过剩产能有序退出和先进产能逐步置换。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功能,推进过剩行业兼并重组,或者实施落后产能等量置换政策,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蓄积力量。三是完善要素市场,根除产能过剩的市场之源。建立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理顺土地、资金、劳动力、资源价格体系,正确反映要素价格的市场变化。减少并逐步取消要素价格补贴,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环境排污权交易制度,用市场之手避免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性产业过度投资、重复投资和无序竞争行为,促进要素和资源集约使用。
3.减少对外依赖,加快贸易产品结构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要降低外贸依赖度。降低市场的准入门槛,搭建信息平台,使得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外贸市场;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中小企业,拓宽他们的资金渠道;建立健全中小型外贸企业进出口预警机制和政企畅通沟通机制,避免企业竞相压价引发恶性竞争,为中小型外贸企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快贸易产品的升级,提高产品竞争力。积极推行国际通行的质量、环境等认证体系。在不断加强我省在旅游、对外工程承包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同时,逐渐向高技术、高精密工业制成品方面转化。同时,还应大力扶持、发展金融服务,体育文化和娱乐服务,广告展览、市场调研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
4.引导外资合理流动,完善外资准入机制和地区间协调机制。一方面,继续优化外资的区域布局,引导外部资金在我省内合理流动。在保证外资继续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盘活现有的巨大存量。苏中、苏北地区应充分借鉴苏南发展外资的经验,而苏南地区也应主动帮助苏中、苏北地区,不断提升全省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和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外资准入机制。减少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审批,对新能源、高科技等产业的优惠政策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以保证本地企业的生产和发展空间。此外,要完善省际、市际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避免地区间为了同一个外资项目恶性竞争,从而优化外资在大地区范围内的布局。
5.营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促进金融资源适度增长和优化配置,防范不良资产风险。一是确保信贷投放适度增长和结构优化。积极向上争取把江苏作为金融资源投放重点区域,促进信贷投放合理增长。强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原则,加强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大力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引导并鼓励优质企业通过发债、上市、再融资、集合票据等方式直接融资,增强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三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为银行降低存款成本进而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辅导企业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化解与防范不良资产风险。通过核销、资产证券化、转让、抵押品处置等方式,尽快压降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强化担保公司资质审查,严格审查企业互保、联保情况,及时关注和处置担保圈信贷风险苗头。对中小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通过引入风险投资、债权转让等方式,分散和化解中小企业信贷风险。
6.推动技术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鼓励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稳步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在产品中的比重。政府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才和企业家队伍的培养。要发挥引导、调控和支持作用,但要避免科技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倾向和转化效率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竞争优势。依托省内各地实际资源禀赋确立支柱产业,避免各地产业趋同化,摆脱过度依赖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陷阱,尽快培育支柱产业竞争力。着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推进高科技产业化,提升产业链分工地位,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打造先进产业培育我省竞争优势。
课题名称:当前形势和深化改革中如何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研究
承担单位:江苏“两个率先”研究基地
课题负责人:洪银兴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
江苏“两个率先”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