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3-17 | 信息来源：

——“经济学”专场综述

    2014年11月29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大会经济学专场在常州大学召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刘德海书记、汪兴国副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李扬处长，常州大学党委书记史国栋教授等出席开幕式。来自江苏省党政机关、高校、党校、科研机构和论文作者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常州大学副校长芮国强主持。
    经济转型升级：新常态下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径
    在开幕式上，史国栋对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常州大学将借举办大会之利广纳真知灼见，广聚人文资源，广交各界英才，努力推动更多先进理念、科研成果和领军人才在常州大学落地生根，结出硕果。
    刘德海指出，在当前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正确把握新常态、适应新挑战、实现新跨越，对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省经济学界要认真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入研究依法治国、深化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要重点关注法治的完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对创新活力的激发作用、对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催化作用。他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以及会后持续不懈的努力，促使江苏省经济学研究呈现出更加生动活跃的局面。
    上午，上海社科院陈建勋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周应恒教授、常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姜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封思贤教授等特邀专家先后作主旨发言。下午各分会场围绕“创新引导下的江苏区域发展与产业转型”、“要素流动、金融创新与资本效率”、“能源环境经济、公共服务与宏观政策分析”等三个专题展开研讨。
    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度驱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是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重中之重是技术创新。
    复旦大学唐德淼博士后认为，产业结构转型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既定目标。
    对于技术垄断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淮阴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史修松副教授进行了验证。他以2002-2013年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方法研究大企业规模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有负效应，其原因是由于组织惯性与技术垄断导致技术锁定，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
    南京审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姚德文讲师通过对1986-2012年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研究表明，产业专业化显著提升城乡劳动力转移，而江浙乡镇企业的崛起，则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他提出了在产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推动中心城镇的形成，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共享公共设施、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等相关建议。
    集聚创新要素：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当前江苏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深入推进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是江苏能否在下一轮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的关键举措。
    江苏省台湾研究中心桑登平研究员认为，淮安已成为招引台资的重要集聚区。淮台合作已从最初的生产资源层面向纵深推进，资源整合的优势互补成为淮安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最新动力。淮安在跨越式发展中，日趋完善的综合服务功能、有利要素的叠加效应，为做大做强台资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内很多城市都提出要构建金融集聚区，众多地方政府都以建设金融中心或集聚区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点难免会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以及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乃至诱发金融风险。”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成春林讲师认为，各地市在发展金融集聚典型地时区需要合理定位，确定范围，夯实基础，促进协调。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金银亮讲师认为，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提升中小企业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降低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关系型融资应成为双方交易的最优策略。
    宏观政策创新：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引导
    改革是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红利。与会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是一项长期任务，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个方向迈进。政府要发挥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收入分配调节等职能，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司增绰副教授基于产业投入产出法对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发现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就业效应居中，就业带动能力减弱，投资回报率低，但是营业盈余系数存在上升态势；其最终消费系数在服务业中处于高位，但其主要是政府消费；其出口效应较弱，但已形成对出口影响增强的势头；其对进口依赖性较强。
    江苏理工学院刘东皇副教授使用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未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不存在显著的时期效应和区域效应，进而为财政支农支出的消费效应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此次会议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常州大学、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国家与江苏石油石化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协办。会议收到论文140余篇，评出获奖论文37篇，有26名专家进行大会主题演讲及小组发言。（张宏如、姜国刚）

    附：“经济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建立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常州大学姜鸿教授）

     目前，世界各国均采用跨境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对外贸易额，在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该方法较准确地刻画了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然而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该方法就不能反映一国的真实贸易规模。
     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方法可以有效克服跨境贸易统计法的不足。按照该法，只有资产所有权分属不同国家的企业间的货物贸易才统计为当事国的进出口。东道国外资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其母国，因此该企业与其母国之间的贸易不能统计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贸易，应该属于母国的国内贸易。东道国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资企业之间的交易应该视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贸易。如采用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方法，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为准确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建立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体系，并采用该体系统计中国对外贸易额，作为对传统贸易数据的补充。其次，要完善在华外资企业统计指标体系，增加统计外资企业自中国内资企业的采购额、对中国内资企业的销售额等数据。再次，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统计指标体系，增加统计对外投资企业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销售额、自东道国内资企业的采购额等数据。最后，利用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统计数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金融脱媒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南京师范大学封思贤教授）

     金融脱媒是指资金绕过银行等传统的金融中介、直接在交易双方之间调剂并产生资产/负债关系的现象。金融“去中介化”过程的实质是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去中介化”。民间借贷、信托融资、融资票据、债券、新三板资本市场以及互联网金融业的爆发式发展等现象的集中涌现，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呈现金融脱媒趋势的快速反应。
     金融脱媒已成为我国金融系统未来改革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潮流；金融脱媒是影响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其对配置效率的贡献度远超过“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金融脱媒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期限结构效应”，即金融脱媒在短期内促进了我国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这种促进效应持续时间较短，并在中期内转为抑制效应；长期来看，金融脱媒并未明显改进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
     由于受到金融资源长期分配不均、资本市场融资条件过高、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金融因素的制约，金融脱媒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削弱。因此从根本政策上来说，需要优化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趋势的能力，构建并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海社会科学院陈建勋研究员）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在倒逼效应下必须进行系统性创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上海各级政府的改革创新意识。因此，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战略命题而不是战术命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亟需发展三个产业及科技。一是人工智能工程，人工智能工程作为引领一个时代的超前的项目可能是改变世界的重大科研创新项目。二是工业互联网工程，重点是要立足现有基础提升一个层级。三是动力源和材料产业，动力源是十分重要的科技创新的核心问题，特别在新材料的发展上，要由国家层面来进行整合。
     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天时地利人不和”，“天时”是指目前世界正处于创新周期，“地利”是指中国在应用上实际是走在很前面的，“人不和”是指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对科研人员的管理政策存在一定的缺陷。二是创新主体与资源配置存在错位。科技创新的实现在理论上面临三个方面挑战：一是对城市规划理念的挑战，二是需要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挑战，三是从增长极到功能极的理论突破的挑战。

    农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周应恒教授）

    目前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的持续增长、粮食的安全问题、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我国农业竞争力急剧下降等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但这一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农产品作为食品原料，其质量状况对食品安全构成重要影响。造成食品安全的直接原因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投入物（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使用，工业化、集约化的食品生产与流程中添加物的广泛使用，以及食源性病原体的出现。我国农业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阶段。
     基于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应遵循“坚持生态发展与资源保护相结合，坚持创新驱动、促进转型发展，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核心原则。
     不同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使得现代农业的发展面临不同约束条件，农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使命要求也存在差异。纵观各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也并非千篇一律，而都是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模式和路径。农业发展需要治理体系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创新，走持续发展的道路。重点是保护耕地资源，节约利用水资源、保证用水安全，治理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环境，修复生态系统、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发展循环农业、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当前经济形势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南京师范大学蒋伏心教授）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和理念，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转变到决定性作用，虽然仅仅是两字的差异，但是其带来的思想解放，蕴含的能量很可能是巨大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含义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等重要。
     因为数百年历史证明了，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的前提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只能够释放动力，而没有办法决定方向。虽然市场经济有平衡的功能，并且过去强调政府要对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以干预，但是市场的道德风险是其自身无法纠正的问题，更应该受到关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政府要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又不使市场出现道德风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要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让政府在需要其发挥作用的地方体现出更好的职能，这对政府的压力更大，对政府的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