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12-09 | 信息来源：

    2014年11月1日上午，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大会“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创新” 学术聚焦在南京理工大学科技会堂举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徐之顺、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廖文和、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李扬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省党政机关、高校、党校的代表和参会论文作者代表共六十余人参加了大会。本次学术聚焦共收到来自全省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递交的优秀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会议由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况志华主持。

     在开幕式上，廖文和副校长首先代表校方致辞。他说，近年来，南京理工大学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按照“整体规划，特色发展，重点突破”的发展思路，立足学校学科特色，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基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开拓国际化视野；以项目申报为牵引、以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学术交流为纽带，大力提升南京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水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实效。
    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代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大会组委会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讲话。他指出，江苏省社科界学术大会旨在繁荣发展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步伐，在“两个率先”新征程中更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是江苏省作为社科大省向社科强省迈进的具有极高聚合度和极高显示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学术聚焦是学术大会系列学术活动的一种形式，本次学术聚焦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创新”为主题，是我省社科界依托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这一载体，汇聚江苏省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成果、服务“两个率先”、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学术活动。
    开幕式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高小平研究员，教育部“”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张康之教授，以及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程倩教授分别就《服务型政府与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与合作治理》、《依法治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等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

     高小平研究员在主旨发言中指出，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责转向提供公共服务，而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政府职责陷入到分散的状态，公共服务部门化使得有限的资金被无限地浪费。因而，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须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而在现实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大部门制改革的优势实际上被低估了。大部门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决策科学”，而整体性政府才能做出符合全局利益的科学决策。如果说服务型政府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政府模式的话，那么，进一步整合机构是整体性政府建设的需要。尽管经过了两轮大部门制机构改革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却未达到改革的根本目标。其问题主要体现在机构和职能分散、信息和人员缺乏整合、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且效率低等问题上。这些问题既存在于未整合的部门中，也存在于已经实施大部门制的部门中。因而，现实的情况是，大部门制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当前，政府与部门之间关系已经变成了“部门及其政府”，即部门俘获了由它们构成的政府。这就在现实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了政府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固定化的现象。很多社会上的利益藩篱都在部门中找到了他们的代表人，其结果是综合性决策的出台与执行存在着严重的协同困难，而这种结果的产生显然是与机构设置本身有关。基于上述分析，高小平研究员指出了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可供研究的思路：（1）按照决策、执行、监督适当分开的原则，探索建立不由决策部门管理的执行机构，这样可以适当增加独立的执行机构，比如建立一个类似于国资委的监管执行机构。（2）在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又要承担起更多的应急管理职能。而加强应急管理职能则可以把分散在有关部门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原有的部门可以撤消或合并。（3）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从现在的25年减少为23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从16个减少为14个，部门管理的国家局从15个减少为13个。直属机构和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因其掌握着一定的政策制定权，所以，其改革可以一步到位，也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先将大部分机构原有设置保留下来，对新改革的部门分出来的机构不再建立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而按独立执行机构来设置，数量可根据需要适当多一点；第二步再将直属机构和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决策功能剥离，统一组建执行机构序列。

     张康之教授作为“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深入与系统的理解。他首先指出，服务型政府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探讨政府模式的新视野，它的提出有着既定的时代背景，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当前，服务型政府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形态，在实践中还未找到明确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方案。而就社会治理的方案而言，它既有战略部署，也有战术安排。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各项改革的前沿阵地。全球化、后工业化对改革前沿带来了冲击，社会治理也需要相应地做出战略性调整。因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实践探索将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示范效应。对于有关服务型政府的所有研究，我们都要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心态和创新的勇气，尤其要突破既定的规则与话语体系。服务型政府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因而对管理型政府的制度安排、组织基础以及运行机制等的基石进行质疑与批判，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服务型政府研究要立足于中国。西方在17-18世纪就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并逐渐步入现代社会，而中国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过于完善，压制了现代化、工业化因素的成长，这就导致中国发展的相对迟滞，直至1982年中国才真正开始工业化进程。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也不需要重新进行一次工业社会的启蒙，因为中国已经错过了需要工业社会启蒙的那个阶段。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使得中国需要探索一场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探索一种与后工业社会相契合的政府模式，即服务型政府。同时，因为中国没有完备的工业社会体系，所以它更容易摆脱工业社会的种种包袱，更具有探索一种中国特色的、适应于后工业社会时代背景的政府模式的优势与可能。

     程倩教授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谈了对依法治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与理解。“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对行政机构改革的探讨而提出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历次行政机构改革实践证明，行政改革作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介，不应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机构精简，而应该谋求建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而服务型政府正是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的管理型政府的全新政府治理模式。近年来，由于社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学界理论探讨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管理、依法行政一直都是执政党执政方案中不可分割的议题。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属性，并进一步明确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法治要求：比如，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和纠纷化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各种机制与制度渠道。可以说，从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出，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法治社会的重大决策部署，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时代课题。法治国家中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建构课题。一方面，存在着谁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这应需要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切入点，使政府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并对社会加以自觉引导和建构。另一方面，存在着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及怎么样建构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一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路径方式。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管理创新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共时态进行、相互规约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是中国政府改革过程设定为总体目标的理想质态，是政府的性质、本质；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与改革中，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总体目标中的重心与突破口；而在全面推进改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都必须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规范化框架内进行，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依法管理、依法服务、依法监督成为治理新常态。这三方面相互结合，便是社会治理模式的总体创新。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专家分别以“服务型政府理论创新专场”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及反思专场”进行了分组讨论。
    在“服务型政府理论创新专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孙铭教授提出，以服务化原则、效能化原则来设定乡镇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构建政府运行体系，使乡镇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由“臃肿型”向“效能型”转变，才能把乡镇政府建设成适应农村形势发展要求的现代服务型基层政府。南京工业大学社科处处长汪自成教授提出，社会福利增量的实现在当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同时又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密切的关联。鉴于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规范进行，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社会福利供给中的法治缺失，并探究法治在实现社会福利增量过程中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李圣鑫副教授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问责实践的分析，并考察其中对我国公共服务建设的借鉴意义。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乾友博士提出，在功能导向上，所有规则可以被分为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两大类别。其中，前者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控制为导向，后者则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促进为导向。管理型政府中的规则是一种限定性的控制性规则，其规定具体而明确，因而控制力较强。服务型政府将掀起一场规则革命，使促进性规则成为政府规则体系的基础。但同时，控制性规则也作为一种保障性力量而存在于服务型政府之中。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章荣君副教授提出，长期以来，村务公开的虚化以及乡村精英的谋利化倾向造成了村民自治的困境；协商治理则能够有效克服这种困境，因此村民自治要向协商治理转型。
    在“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及反思专场”，中山市委党校段龙飞副校长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基本内涵出发，根据对Z市的市民、市直部门和镇（区）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具体分析了当前Z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就下一步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韩兆柱教授提出，十多年来，我国服务型政府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到政治议题，再到社会治理实践的过程，服务型政府理论不断升华，实践不断丰富。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断创新服务模式，而行政服务中心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窗口，也是地方政府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方式。它以秦皇岛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为例，探讨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状、原因与变革策略，以丰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江苏省无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处毕东升处长提出，江苏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增强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通过行政审批和日常监管的相对分离，打造了以人为本的服务平台；通过整合行政执法资源，创新了执法监管的服务模式；通过培育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更好地发挥了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实施绩效管理，有效地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效能。江苏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设计，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治道变革之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建增副教授提出，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准确把握治理的实质，存在治理含义泛化、属性泛化和适用领域泛化等“泛治理”现象。“泛治理”与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势相悖，阻碍了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步伐，因此需要通过促进治理学习的实质化、夯实治理实践的法治化基础、做好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与具体设计等措施来构建现代化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马蕾教授通过对昆山公益创投案例的分析指出，公益创投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增强社会管理创新多元主体力量、提升社会管理的协同性与资源共享性，以及创新政府与民众信息共享机制等。然而，公益创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专业人才匮乏与政府退出机制两难等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构成了未来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