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2-24 | 信息来源：

全面深化改革 增加有效供给

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

教育部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沈坤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稳增长、调结构是本届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性很大的任务。

    最近几年稳增长措施主要立足于上游环节，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尽管在短期产生了效果，但长期来讲增加了经济失衡，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所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钥匙就是增加有效供给。

    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是供给数量不足，无法满足最终需求。二是供给质量不优，影响最终需求。三是供给成本太高，抑制最终需求。这些现象的存在，究其原因，根子在体制上。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最终需求，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以放宽准入、优化资金来源结构为切入口，增加投资需求。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差异巨大，决定了我国投资潜力依然巨大。新一轮投资应更加注重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是简单地为刺激经济打一剂“强心针”，而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性发展。应通过增量资金投入，带动资本存量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应更多的是把投资机会让给了民间和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要保证有限的政府投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包括棚户区改造及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以及具备建设条件的能源项目。另外，应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要求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弱化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同时，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完善，进一步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健全金融法制，有效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

    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为突破口，增加供给数量，满足消费需求。当前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这样才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为此，要下决心通过打造有限和有效政府，从制度上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力和能力，使执政过程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才有可能促使企业等微观主体内生出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实现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化配置,进而为进一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打破行政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与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发展，满足社会需求。

    以清除不合理的政府收费和结构性减税为杠杆，减小供给成本，扩大消费市场。目前，我国商品在流通环节、特别是物流环节的费用过高，不合理的税费负担较重，导致了消费品的相对价格持续走高，抑制了最终需求。要从根本上改革税制，减少企业不合理的负担；同时，重视商品市场建设，整顿流通环节，降低物流成本，进而增加消费需求。

    总之，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放宽准入、反垄断和结构性减税，着眼于增加有效供给，应该是解决经济增速趋缓，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比较有效的药方。

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教育部“”特聘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周晓虹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关注的社会事实或者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科学本身一样，是因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 modernity) 的产儿。熟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主要都来自近代以来欧洲社会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 年多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不但迅疾，而且因其特殊性而蕴含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说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但真正具有质的意义的大变动只有两次: 一次是公元前5000 年左右发生的“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另一次即18 世纪自欧洲开始延续至今的波及全球的所谓“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或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因此，我们说，正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的观察前所未有的必要，并且第一次成为可能。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观察现代社会科学的孕育和形成来说，社会学因为与社会生活律动的感性关联，以及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传播学的复杂纠葛，成为我们绝佳的切入视角。

    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这一问题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 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 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

    近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 ( 1) 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 ( 2) 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 ( 3) 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 1) 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 ( 2) 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 ( 3) 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 4) 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又不能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 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

    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 － 40 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和努力。此后，在1970 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当然,还有1980 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今天，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 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 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

    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 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