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2-24 | 信息来源：

史学与人民大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教授

    史学是一门对人类社会有独特价值的学科，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不同的主题内涵。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伟大作用成为关注焦点，这推动中国史学焕然一新，也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富强的坚实基础。如今史学与人民群众、社会的脱节，让我们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必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正如瞿林东先生指出的，传统史学服务于君主等统治阶级，以资政为宗旨。其积极意义在于督促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经验、肃清吏治、完善制度，保持社会稳定。但传统史学忽视人民的主体地位，无法认识到前者与经济基础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因素。

    二、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认为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解释范式。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用社会性质论战的形式讨论国家前途命运，可见其自起源时就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更集中体现于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作用的科学阐释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决定着历史前进方向与国家民族命运。人民群众是引发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最终决定性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部分学者质疑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我们认为：首先，“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决不等于人人创造历史。其次，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要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再次，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的创造者，进而生产力成为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决定因素。同时，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的概念不断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是必须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的规律的角度出发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我们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目的在于：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研究历史。

    三、当代中国为史学研究提出重大命题。史学传承历史文化、凝聚精神财富，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起点；史学开阔人们视野，陶冶人们情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全社会必需的。因而史学必须要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史学要关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正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二）史学要结合现实，探讨当代社会伟大变革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三）史学工作者要重视普及科学历史知识，传播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梦的几点思考

史学会会长    扬州大学   周新国  教授

    中国梦可以从历史上追溯。古代《诗经》中的“小康梦”，孔子的“大同梦”、孟子的“王道梦”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各族人民对社会的一种梦想和追求。1840年后，中国屡遭列强欺凌、掠夺，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族复兴之梦开始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心中发芽，从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林则徐的抗英斗争到洪秀全的“天国之梦”，从《天朝田亩制度》到洪仁玕《资政新篇》；从“洋务运动”到“改良派”的“大同梦”，直到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之梦，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梦想和追求，最终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国家独立解放之路。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中国站起来”的梦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步走和翻两番”的伟大目标，描绘了实现小康的“富民梦”，展示了“富国梦”的路线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过13年的奋斗，到20世纪末，终于在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新的目标，即21世纪前十年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国梦”和“幸福梦”。

    实现中国梦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伟大的系统工程。第一，要从宏观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第二，必须破解难题。我国由“大”向“强”跃升还要长期奋斗，同时会增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和遏制围堵。第三，必须汇集中国力量，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四，必须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以此凝聚中华各民族的力量和全党的力量。

    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从路径选择上看，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从概念上讲，美国梦宣传的是个人奋斗，中国梦则包括国家、民族和人民三个层面。再次，从动态或趋势上看，美国梦早已褪去耀眼光环，而中国则体现强劲的发展势头。最后，从范围上讲，美国梦是一国范围，而中国梦则是世界梦。

开罗会议与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的重构

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陈谦平教授

    谈到开罗会议与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的重构问题，我们首先要要从国民政府对于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构想谈起，因为，重新构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是开罗会议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中国来讲，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提出有利于遏制日本的条款尤为重要。11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拟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之条款”。中国还提出“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关于过渡期间国际安全问题”、“关于德国投降问题”、“关于远东之问题”等四项节略。但坚持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认为，二战后的亚太国际秩序中，中国应该扮演大国角色，这也是美英苏三国莫斯科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坚持中国参加签署四强宣言的原因。

    在中美构建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后，从11月23日至26日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先后举行了4次会谈，就日本投降后亚太国际新秩序进行磋商和构想，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以四强之一身份参加四强组织机构以及各项决策；第二，日本天皇制度未来交于日本人民解决；第三，中国收回失地，琉球问题交由中美两国共管；第四，对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以美国为主，中国协助；第五，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应由中国接收；第六，美国协助朝鲜、越南独立，恢复泰国的独立地位。

    在此之后，影响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的苏联因素开始增加，斯大林对于开罗宣言始终抱“完全同意”的态度。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对朝鲜独立以及归还中国被日本侵占的领土表示赞同。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事会议上宣称：“琉球应归中国，已得斯大林林完全同意”。德黑兰会议后，由于苏联允诺对日参战，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协定》（雅尔塔密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破坏与蹂躏。

    开罗会议重新构建了第二次之界大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开罗宣言》最终按照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拟定，并在德黑兰会议上得到斯大林的完全同意，这意味着美、苏、英、中一致认可以上构想。开罗会议重新构建了第二次之界大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即是：联合国总执行机构的主席团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盟军战后军事占领日本；日本对中国进行实物赔偿；日本未来的国体由日本人民自决；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将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一切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将日本以武力攫取的其他领土（如朝鲜、琉球、东南亚诸国等）上驱逐出境；朝鲜、越南、泰国应予独立；琉球暂由中美共管。

重新认识20世纪初期俄国的改革与革命

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苏州科技学院     姚海教授

    20世纪初期，俄国先后发生了1905年的革命，1906-1911年的政治经济大改革，1917年的大革命。

    苏联时代，史学界否定改革，认为不彻底的改革引发了革命，唯有革命才是唯一现实的道路。其实革命或改革都是解决国家和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方式和路径。如果改革实现发展，革命通常不会发生；改革的代价通常要比革命小；只有矛盾积累、改革停滞时，革命才是现实的出路；革命之后，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需要改革的。

    俄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不是由于“不彻底的”改革，而是沙皇政权对社会的调控能力减弱，不能继续以改革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19世纪60-70年代，沙皇政权实行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加速俄国现代化。大改革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进程发生重大变化，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形成；但大改革加剧文化分裂、价值观念冲突、利益冲突、不同群体的对立。剧烈变革引发巨大震荡，加剧风险和危机，推动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这是改革进程逆转、政治停滞乃至倒退的重要原因。

    19世纪80-90年代，政治趋于保守，但经济领域的改革仍在继续。90年代出现的的“工业高涨”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也改变了社会结构，从而对政治结构造成压力。俄国进入充满危机的深入现代化阶段。

    沙皇政权丧失主动改革的能力，导致1905年革命的爆发。此次革命并非全面失败。它迫使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罗斯国家根本法作出原则性修改，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国家杜马成为俄国政治结构中的新因素，社会经济领域也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这些成果都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革命后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俄国的政治结构有所调整。但斯托雷平遇刺身亡是对俄国走和平革新道路的沉重打击。1911年新一轮的工业高速增长开始，经济发展与政治局势不稳成正比，出现新的社会危机,它为革命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战争条件下的事态发展把俄国引向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激化了战前就已表面化的矛盾，俄国遭受军事失败使政权合法性基础进一步丧失。1917年二月革命中仅仅8天时间，沙皇政权就出乎意外地迅速瓦解。多年来沙皇政权抱残守缺、漠视社会的要求、拒绝根本改革，以及腐败的泛滥、管理的低能等等，侵蚀了这个制度的基础，使它失去了抵抗革命的能力。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认为，俄国的落后和战争造成的非常局面，提供了走一条超越一般规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即先夺取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通常的历史顺序可以改变，但历史发展阶段不能跨越。列宁意识到俄国道路特殊性对执政党路线和政策的制约。在革命和内战之后，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必须的物质前提，仍然需要改革。

追踪文化胜境 重释历史风云

——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和使命片论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    王 健 教授

    积淀深厚的国史研究，在新世纪的重点应当放在“重释国史”和“阐扬史魂”。

    一、“重释国史”的创新走向：研究视域和解释方法上的推陈出新。

    首先是古史研究视域的调整。新时期治史者的目光，不仅投向了那些波澜壮阔、令人回肠荡气的事件史、改革史和冲突史，同时也反思并关注历史长时段视野下看似平淡、云卷云舒般的社会世俗生活，一直到生态史、环境史等曾备受冷落的研究领域，新视野极大开拓了古史研究的学术空间。  

    其次，是面向中国古史的各种专业解释的新变革：（一）政治解释的新变。（二）文化阐释的突破。（三）经济解释的出新。（四）社会解释的崛起。（五）思想解释的升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重新建构历史解释，乃是古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只有重释，才能发现古史的新义；只有重释，才能完成古史的重建；只有重释，才能揭橥古史的规律；只有重释，才能造就伟大的历史学派。

    二、“阐扬史魂”的时代使命：全面把握民族文化传统，重振华夏雄风。

    古史研究的学术使命在于深入解读、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久远历史包含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凝聚力，追溯古代先贤挽救民族存亡和道德沦丧、倡导民本精神、弘扬至德大道的大同境界，探索和体认那些引领中华民族走向至善理想的文化圣境，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年文脉，为当代文化传承和构建新世纪的中华文化提供源头活水。

    我们的研究要超越朝代兴亡和权力递嬗史的眼界，不断发掘和确认那些支撑整个民族面对逆境和挑战、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精神基因，体认那些让民族安身立命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道德基因，重建中华民族超越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境界。

    古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既形成亲睦友邻、守望相助的和平主义价值观，也形成不畏强御的民族尊严观和家国观。放眼波谲云诡的今日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史认知中不恰当的立场和被误读的传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史学受众和社会群体的气质型塑，不利于国家安全软实力的打造，甚至影响到国家意义上的他者认知。

    当前的古史研究，亟待重视和探索居安思危、金戈铁马的汉唐精神，重温和反省“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民族开拓史和自立史，要关注古史上中华民族扶弱抑强、抚近徕远的外交伦理，揭示出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善恶分明的阳刚气质。要广泛研究各个朝代这些方面生动鲜活的历史案例。

    我们必须调动民族史上丰富的价值观资源，重振全民族刚健有为、刚柔兼济的群体人格和文化精神，才能成功维护文化复兴的道路和梦想的追求。古史研究者要承担探索和发掘上述民族真精神的学术责任，并且赋予现代理解和时代价值，大力彰显并奋力传播，从而创造性地转化历史传统，为塑造和建设新时代民族精神和强化国家安全软实力增砖添瓦，为构筑和追求中国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