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03-23 | 信息来源：

    2017年3月21日，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在南京共同举办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主题是“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王燕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张异宾，省委副秘书长水家跃，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琪，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郑焱，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省社科院院长王庆五，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赵金松等领导出席会议，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主持会议。

    王燕文在讲话中指出，省社科界学术大会举办10年来，围绕社科理论前沿和重大实践问题，积极组织学术交流和推动成果转化，有效促进了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江苏社科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自觉做思想供给的主力军，直面江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两聚一高”提供更有前瞻性、引领性、可操作性的对策思路，用更加丰富、精准的思想供给再造江苏发展的新动能；要自觉做改革创新的促进派，以改革勇气和创新智慧直面问题、提出问题、破解问题，激发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要自觉做为民务实的好学者，围绕“聚焦富民”的目标，做好政策的宣传阐释和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充分彰显“人民学术为人民”的价值取向；要自觉做砥砺奋进的推动者，紧紧围绕迎接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锚定“两聚一高”工作大局，唱响主旋律、集聚正能量、鼓舞精气神，合力书写“两聚一高”的新篇章。

    会上，周琪宣读了《关于颁发省社科界第十届学术大会优秀组织奖的决定》，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常州大学、淮阴工学院、南京市社科联、扬州大学、常州工学院、江苏大学等8所高校（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在主旨演讲环节，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丁力研究员，省社科院副院长、樊和平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治理能力的时代性提升》、《构建与市场无缝对接的区域创新体系》、《小康社会的文化期待》、《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活力》的学术报告。

    省社科界学术大会是我省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迄今已举办10届。本届学术大会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主题，先后举办开幕式暨首届江苏智库峰会、学科专场、学术聚焦、区域专场、学会专场等15场学术活动。来自省内外高校、党校、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等近450个单位共4100多人次参加了大会，收到学术论文3800多篇。

    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负责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校社科处处长、高校社科联秘书长、全省性社科类学会秘书长以及获奖论文作者代表约150人参加论坛。

                                                              （省社科联组联中心陈朝斌）

附：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专家发言

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治理能力的时代性提升

——中国“十三五”的一个重要使命

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欧阳康教授

    中国的“十三五”是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迅速变革中展开的，因此，中国既必须清晰认识和自觉适应这种变局，以消除其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应当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这种变局，使之向着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我们发展的良好国际条件，为此必须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方位构建和治理能力的革命性提升。甚至可以说，通过内外兼修而构建起既能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能有效适应和成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的中国治理体系，发展出真正“治国·平天下”的能力，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一、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互动关系

    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世界格局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形成和构建的。人类长期以来以民族和国度作为单位而在特定地域分散生存和发展。民族与国家间关系调适往往通过战争来解决，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关系，也谈不上全球治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现代化快速而又不平衡地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强行通过战争来改变与他国的关系，甚至改变世界的政治格局以至地缘版图。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此产生，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也呼唤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强国对亚非拉和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战胜国通过《雅尔塔协议》等，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政治治理体系。联合国的建立和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安理会核心的“大国一致原则”，对于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战后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全球性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相应建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则为战后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

    战后的世界秩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而展开，并通过由他们操控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支配与调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美国在各方面一家独大，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日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分别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优势而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的某些方面。其它各洲各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活跃于各种力量之间。由于世界多种力量处于不均衡和动变状态，全球治理体系变得更加多元、纷乱和复杂。美国“911”事件呼唤着全球性的反恐怖主义联盟，安全成为全球治理的紧迫主题，牵动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

    二、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局

    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外交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交织状态，既展示着各国的实力与地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秉性，也急速地推动着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

    其一，和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时代的总趋势，但如何有效管控战争则一直困扰着人类。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和平格局，但局部战争不断，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人类不时走到世界大战的边缘。大国博弈不时挑动着各国的战争神经。战争的形式随着高科技的军事运用展示出全新形态。同时，安全威胁由传统领域渗透到非传统领域，形成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战争管控仍然是全球治理中最敏感的领域和最严重的问题。

    其二，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主题，但对发展道路的合理选择与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建构则一直困扰着人类。二战以来，国度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交错，世界经济徘徊在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有机整体，其积极作用与负面作用同时呈现，甚至出现“一荣不一定共荣，一损却可能皆损”的复杂局面。战后先后发生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金融泡沫、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为全球经济疲软甚至衰退。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会长期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的负面相关性中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其三，政治多极化加速拓展，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冲突仍然困扰着人类。全球化消解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凸显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差异，加剧了国家间的利益纠葛与地位纷争。不同国家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对立仍然存在，却又共同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携手合作，谋求共赢。由于经济形势趋紧和利益分化，国度与地方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变得空前复杂与多变，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有所弱化，各种形式的全球性与区域性的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国际平台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它们消减着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力量，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展。这既给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对其参与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其四，文化多样化发展，文明冲突加剧，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抬头，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经济全球化使不同国度与民族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更加趋同，也把各民族保存文化特异性提升到了文化生命线的地步。恐怖主义的全球肆虐挑战着人类文明底线，也不时扰动着全球治理格局。

    其五，社会信息化迅速扩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立足于高科技的全球分工体系更加明晰，各国需要重新定位自我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位置。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的信息传输与交往方式，也改变着世界的几乎一切。互联网+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全球思维方式，既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也提出了复杂的挑战。

    三、中国“十三五规划”与治理能力提升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局的重要积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也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应当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特殊的谋划，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做出更大贡献。

    第一，从中国健康发展和世界合理化发展的全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合理定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要深刻认识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多元基础、发展动力、演进逻辑、内在缺陷、问题根源和解决途径，准确预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趋势和价值导向，继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思想上的超前建构为实践上的合理设计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

    第二，善于依据全球治理格局的未来定位统筹国内大局，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努力深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进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在发掘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统一中推进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善于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国理政新境界，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自觉履行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以内促外，努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订规则的能力，确立中国话语权。一方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勇于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善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努力占领发展和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构建与市场无缝对接的区域创新体系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科研处处长 丁力研究员

    在区域协调发展框架内形成的三产融合，可以为区域较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最终实现发展的可持续，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效率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创新驱动为发展后劲注入源源不断正能量。因此，构建一体化的研、产、销区域创新体系，是确保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关键。

   区域创新体系不同于国家创新体系，后者更多是宏观层面上制度因素决定的，前者则主要体现在创新活动微观层面的要求。从世界各国创新活动实践看，成功的创新体系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宏观层面考察，国家创新体系通常具有：Ａ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与法治；Ｂ以创新者为本的分配制度：Ｃ较高的工业化发展水平；Ｄ领先的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Ｅ发达的金融服务与风险投资；Ｆ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Ｇ完善的公共服务与宜居环境；等等。

    区域创新体系则是更具地方特色的创新子系统，主要从微观层面着手建设，借鉴一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区域创新体系运行效率高低取决于以下问题的解决：

    一、创新主体企业化。

    企业不仅是创新活动的受益者，更是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强调创新主体企业化，关键是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只有那些没有眼前利益同时又为全社会所需的公共创新，以及那些主要由政府消费的领域，如军事与外交，创新可以由政府主导，凡是最终由市场买单的领域，原则上都应当由企业主导创新。

    创新主体企业化，需要力戒各种非市场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干扰，如为评职称进行的创新，出于政绩需要的创新等等。创新活动，包括创新路径设计、创新技术选择、创新团队组织、创新资源配置、创新风险化解等，但这些都不应当由政府来担当，创新是企业的事，政府的工作是做好服务。

    坚持创新主体企业化很重要，坚持创新主体企业化就是坚持创新的市场化导向，它决定着创新活动起点方向是否正确，决定着创新技术最终能否被企业转化，决定着创新产品最终能否被市场接受，决定着创新风险最终能否被社会化解，如果创新的方向选择错了，其它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二、创新知识产权化

    新知识是创新的最初成果形式，是人类认识的拓展与深化，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创新知识产权化是对创新活动的价值认可，其中主要涉及定价系统与产权保护。定价水平取决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没有完善的技术交易市场就没有真正的创新技术价格发现能力，也就没有产权可以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其保护取决于社会治理水平高低，需要从现在的熟人社会或人治社会转向公民社会、法治社会。

   以对于赶超型国家与地区，模仿创新是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主要手段，但是，山寨行为则是让区域创新体系失败的最大威胁，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今天的企业山寨行为引入合法的模仿创新轨道。要通过国有资产与创新主体的适度分离，积极推进让劳动雇佣资本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将创新价值剩余索取权最大限度地让度给创新主体，为职务发明顺利转化与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三、创新技术产业化

    在创新取得阶段性专利成果后，如何将创新技术产业化是关键。产业化既是技术从实验室进入工厂的过程，也是技术能否最终形成产品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过程。创新技术产业化需要区域内拥有强大的产业分工与合作能力，专业化分工越发达，产业配套服务能力越强，创新技术的产业化时间就越短，产业化效果就越好。

    创新技术产业化，需要良好的三产融合基础，更需要一大批合格的创新型企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企业并不是指产品的生产者，而是真正面向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例如广东虽然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外源型经济主导形成的以生产型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并不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因此，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型企业。

    四、创新产品市场化

    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是创新活动最终成果，但是，创新者利益实现还需要完成市场交易这最危险的跳跃。需要指出，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创新产品市场化，都有能力实现这关键的一跳。如依靠境外订单做加工贸易的生产型企业；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都无法担当如此重任，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因此也就无法做到真正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新技术产业化，进行创新产品市场化。我们迫切需要将大量的生产型企业转型为市场型企业，将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的合格创新主体。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距离，同样也缩短了创新主体与潜在市场的距离。然而，市场营销需要解决的五个恰当（在恰当的时间、恰当地点、用恰当方式向恰当消费者出售恰当产品）的挑战依然存在，市场竞争甚至变得更加白热化。今天的互联网虽然节约了部分交易成本，但在线上依然存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匹配难题，仍然需要线下的体验与配送保障，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创新，市场型企业的商业模式必须与时俱进。

    区域品牌是赢得市场认可的最有效抓手。区域品牌建设重点是增强本地企业在市场的定价能力，最终形成市场竞争的相对比较优势。与企业品牌不同，区域品牌代表着区域的整体利益，是在企业品牌基础上的升华与综合。特别是前期品牌培育需要政府投入，需要长期规划，需要培育市场中间组织，需要通过诚信与法治建设实现对企业竞争行为的自律与他律，同时需要引导企业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利益关系，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

    五、创新风险社会化

    创新活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除了小试的技术风险、中试的产业风险与大试的市场风险外，还有与社会制度相关的人为风险。为了确保创新活动的良性循环与发展，除了通过改革打通机制体制障碍，为创新主体营造稳定的营商环境，还需要完善的金融保险与风险投资服务体系支撑，从而实现技术、产业与市场风险的全社会担当，而不是让企业在“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困境中无谓挣扎。

    风险投资是现代社会规避与化解创新风险的主要选择，今天我们的风险投资，同样无法很好担当起创新风险社会化的重任。一些风投机构不仅行为缺少应有的规范，而且自身短期行为特征非常明显，为了追求眼前利益，为了获得市场高回报，常常杀鸡取卵而不是雪中送炭，成为披着天使外衣的利益掠夺者。这些机构的存在不仅没有化解风险，事实上还加大了创新活动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创新环境。

    在这里我们认为以色列的做法值得推荐，即在风险投资中，他们看重的是创新主体、创新团队与创新企业，而不是单一的创新项目优劣，注重风险投资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由于创新成败的关键是人，因此以色列常常不以单个创新项目成败论英雄，而是在失败基础上鼓励创新主体继续探索，将失败转化为成功的资本，真正做到了对创新失败的宽容，从而创造了较高的风险投资成功率。较高的成功率极大地刺激了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发展，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以色列的创新发展，通过创新风险社会化，以色列已经成为全球效率最高的创新圣地。

小康社会的文化期待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 樊和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以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并存释放出“最强的动力”。进入小康时代，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寻找“最好的动力”，建构“最强动力”—“最好动力”辩证生态？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将陷于“小康瓶颈”。为此，必须摆脱西方学术依赖和经济学的话语独白，在“伦理—经济”的辩证生态中创造性地探讨和解决小康时代的“中国难题”。

    一、何种“中国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小康瓶颈”？

    “小康”时代面临的“中国问题”到底是什么？学界似乎已有共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反思发现：其一，它只是“西方问题”、“西方命题”的移植和演绎，并没有经过“中国经验”的检验；其二，它只是经济学命题，并不是具有综合意义的文明诊断。于是，它对正在来临的小康时代所遭遇的“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值得质疑。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归类，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400美元，显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此，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由国际经验而演绎的“中国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值得重视。这一由统计数据而演绎的命题很容易将复杂的发展规律简化为“中等收入”的经济学问题，严重遮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所遭遇难题的本土性，甚至导致“中等收入诅咒”。对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这种抽象的“问题移植”将产生问题意识与发展理念的严重误导。其实，我们正在遭遇的“中国问题”是“小康瓶颈”。

     “小康”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国话语，历史上它是文明形态和文化理想，当今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在文化承续中随话语意义发生时代转化，但文明精髓一以贯之。因此，作为传统话语，小康逻辑地面临“天下为家”和“礼义以为纪”的文明瓶颈；作为现代话语，小康历史地面临话语转换中伦理缺场和伦理供给不足的文明瓶颈。小康时代的特点是“小”而“康”，“小康瓶颈”是伦理之“小”和经济之“康”的伦理—经济的“科多拉大峡谷”。

    二、“‘小’—‘康’”瓶颈

    当今中国社会，“小康瓶颈”在哪里？如何生成？小康社会的特点是“小”而“康”，小康之魅在于“康”，小康之惑在于“小”。“小康瓶颈”在于“小”—“康”悖论及其所生成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气质局限。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驱动机制释放出人的“最强动力”，进入小康时代，以“需要—满足”为逻辑的自然动力将日显其“小”；另一方面，科技经济之“康”使中国文明由“山河时代”向“文化时代”转型，文化需求日见其“大”；文化动力的供需失衡和“文化供给侧”危机，生成“小”—“康”瓶颈。

    回溯建国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大致探索了三种文化动力：前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以及有待探索的小康社会的文化动力。前“两个三十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两个三十年的最大特点，是发展动力的文化转型。而超越“小康瓶颈”，必须进行文化动力的第三次探索，发展“第三种文化动力”。所谓“第三种文化动力”的根本课题有二。一是如何释放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二是如何使小康时代由利益驱动所释放的“最强”动力变得“最好”，如何使政治、伦理等培育的“最好”动力“最强”，最后达到“最强动力”—“最好动力”的统一。

    “小康”的魅力不在“小”，而在“康”。“小”是价值境界，“康”是经济发展水平，预示温饱之后新的“康”达之道。与“小”的文化短缺相对应，一个“文化时代”正在到来。由于“文化时代”的要义，是文化将替代地理环境成为地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在小康时代，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已发生重大战略改变，必须进行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调整。全面小康作为小康的高级阶段，它最需要文化然而最稀缺的资源却是文化，这种“文化供给侧悖论”，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气质性缺陷，用一个流行话语表达，就是：“土豪”。

    “土豪”是近几些年中国最重要的“新话语”之一，“土豪”有两层基本意旨：一是个体气质的“财富—文化悖论”，即“发了财但没文化”，隐含着“暴富”，或“发了财而不应该发财”的伦理评价。“土豪”已经从个体扩展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在发展或走向富裕的过程中，社会的财富创造缺乏必要的文化关切和文化内涵，产生失去文化魅力的财富，其社会气质就是所谓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的矛盾。“土豪”的气质缺陷，就是“小康瓶颈”的人格化表现，它不只是一个群体的缺陷，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局限。小康时代的最大难题是如何通过伦理努力释放人的“最好动力”，在“最强动力”—“最好动力”的辩证生态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合理发展。

    三、走出“小康瓶颈”的国家文化战略

    如何走出“小康瓶颈”？“小康瓶颈”不是“中等收入”，不是统计数据的经济学瓶颈，而是“天下为家”与“礼义以为纪”的生态缺陷所导致的经济—伦理、经济—文化瓶颈，因而必须实施以伦理为着力点的国家文化战略。其要义有三：寻找和建构小康文明的“理想类型”；实施对经济的文化支持和企业的伦理援助；建构经济—伦理—文化一体的生态系统。

    1.小康文明的“理想类型”。所谓“理想类型”即“理念类型”，理念是行动着的概念，“理念类型”不是“概念类型”，而是实现着的规律。那么，走出“小康瓶颈”的“理想类型”是什么？韦伯与贝尔“理想类型”和“文化矛盾”提供了启示，但它的寻找和建构既期待文化自觉，也期待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要义是“自觉”文化即以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小康文明的重要性；“文化自信”的要义是自信中国伦理文化而不是西方宗教文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由于，中国文化不仅在传统上，而且现代依然是伦理型文化，因此，小康文明或走出“小康瓶颈”的“理想类型”，便是“经济—伦理类型”，或者说，需要探索和建构中国伦理与市场经济合一的“理想类型”。而这两个高地的建构，都有待思想文化的创新，有赖于思想文化高地的建构。

    2.企业的伦理援助与经济的文化支持。由于，国有经济、私有经济、民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之一，即在走向小康的进程中，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江苏为例，2015年民营经济已占GDP的55%。因此，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必须对企业发展实施伦理援助和文化支持。具体地说，其核心是建立合理的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人文生态，着力点是通过伦理信任建构和积累社会资本，帮助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非公企业转型为现代管理制度，突破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的伦理瓶颈。以往政府对企业的帮助主要是经济扶持与政策支持，其实伦理援助与文化支持是更具根本意义的战略。

    3.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决策评估体系。前三十年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时代，在“纲举目张”过程中内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危险；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实行发展战略大转移，将一切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但在“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过程中，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风险。以往关于伦理、文化的定位，一般只将它们归之于“精神文明”，这种抽象已经将其定位于“软”，而现代管理体系中事实上存在的“精神”和“物质”、“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两大部类的割据，使这种“软”从可能变为现实。人是文明的主体，人的行为动力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利益驱动只能激发人的自然动力，伦理、文化才能为人的世界提供强烈而永无止境的“核动力”，即出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精神动力，这便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秘密所在。伦理和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动力，提供文明发展的合理性指引和持续发展的后力。因此，突破“小康瓶颈”，必须突破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的瓶颈，其核心有二：建立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的咨询决策体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与文化支持体系。

    由于现有的咨询决策系统，基本上是经济和经济学家主导甚至话语独白的体系，伦理学家、人文科学家，只有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才会出场和在场，这种“治病式”的在场方式不仅决定了其“软”甚至作为“上层建筑”的“装饰”地位，而且很难形成对整体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战略，五大发展理念很难真正一体化。为此，必须对现有决策咨询系统进行重大改革，在伦理参与、人文参与下进行经济、伦理、文化一体化咨询决策体系，在重大决策系统中建立伦理委员会，在重大决策中设立伦理咨询和伦理顾问制度。社会正迈向小康，小康时代最严峻的课题已经不是生活上的温饱，而是“天下为家”与“礼义以为纪”的经济与伦理互动所建构的文明合理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力，否则我们将可能长期处于“小康瓶颈”之中，只是，它常常被那些缺乏伦理关切，忽视文化因素的经济学家们数字化为“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机制，在当今中国也许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诗意想像，甚至被误解为伦理学家们寻求在场的一厢情愿。然而，伦理之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已经确实到了足以影响小康文明前途的地步，其价值不只在于精神文明和社会风尚的“软实力”，更在于经济社会的“硬实力”。所前所述，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占GDP一半以上贡献率的非公企业中家族经营的现代转型有赖于伦理的参与；而财富的家族传递所导致收入不公，已经将当今中国推到一个社会承受力的拐点。在“率先”走向小康的江苏，对收入不公的社会承受力已经越过拐点，虽然只有近两个百分点，然而它却释放一个非常严峻的信号——不只是对江苏，而且对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它预警将遭遇愈益严峻的财富分配的伦理瓶颈。因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伦理评估，其意义决不止于“精神文明”，而是对于小康文明的品质的伦理诊断、价值指引和后力赋予，具有十分重大的前瞻性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活力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特聘教授   沈坤荣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的内涵正在发生本质性转变。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新变化，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正在向纵深推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酝酿与形成，经济发展的居民获得感不断提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经济增长新气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气象，经济总量稳中有进，经济质量得以提升，经济活力快速增强，就业机会不断增加。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量已经相当可观。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的回落，2016年GDP增长6.7%。2017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速仍然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样是增长1%，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量超过7,400亿元，而5年前的经济增量仅4,900亿元左右。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当前6.7%的经济增量已经相当可观。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一带一路”开创了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局面，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45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

    经济增长的内涵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中国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内涵从追求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向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提升转变。2016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100万件，技术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上升到56.2%，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从产业结构来看，2017年1-2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6%和11.9%，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3和5.6个百分点，工业结构继续优化。2017年1-2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2%，铁路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持续位于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更加灵活的商业模式、知名品牌相继出现，极大丰富了经济增长的内涵。

    经济活力快速增强，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2016年取消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2016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2016年，粗钢产量8.08亿吨，同比仅增长1.2%，提前完成4,500万吨的去产能任务；全年原煤产量33.64亿吨，同比下降9.4%，超额完成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着眼促进企业降成本，出台减税降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举措。仅“营改增”一项全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与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相对应的就是表现稳定、充满活力的就业。2016年新增就业1,314万人，全年目标提前实现。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4.02%，为多年来最低。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供给结构的调整还未到位，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债务，经济运行的风险上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地方的投资冲动将房地产去库存演变为房地产热，加剧投资“脱实向虚”问题，有可能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2016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为负8.5%，而同期房地产累计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8.1%。不到位主要表现在旨在激发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步伐，主要表现在对一般通用技术的重视程度不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倾斜加重，基本农产品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改革滞后，制约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一是垄断行业改革滞后，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2016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降至8.6%，但就业比重仍接近30%，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制约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

    供给结构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不足。由于供给结构的调整还未到位，商品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一方面传统产业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适合消费升级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应短缺。2016年中国游客出境高达1.2亿人次，中国游客的境外消费已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调速换挡阶段，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逐渐衰弱，新旧动力的切换导致短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由于增长与改革推进、反腐行动之间的合力尚未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地区之间的竞争能级明显下降，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短期增长动力不足，反映在微观层面上就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

    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债务，经济运行的风险上升。2008年以来，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快的行业主要集中于产业链上游，受近年来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显著，是传统经济的代表，也是国有企业集中度较高、信贷资源较为集中的行业。目前的债务沉疴，某种程度上正是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的积淀。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共有79只债券实质性违约，涉及34家发债主体，违约金额达403亿元，同比增长220%。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居民金融杠杆迅速提升，放大了资产泡沫和局部金融风险。2017年1月，“新增信贷即房贷”的现象不再，但新增贷款中居民中长期贷款高达6,293亿元，同比增长31.6%，这将大大改变居民的储蓄与消费倾向，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三、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长期增长活力

    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我们认为，第一，以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第二，深化国企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第三，以双向开放拓展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第四，增强市场主体对未来的正面预期。

    以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在经济调速换挡阶段，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的同时，更需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和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升，挖掘中长期的增长潜力。为此，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迈入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第一，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营造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第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创新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创投对中小微企业的孵化作用。第三，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

    深化国企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同时，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纠正资源错配，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第一，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本存量。以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僵尸型国企的兼并重组，坚决出清僵尸企业；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大力推进国企混改试点；完善国企监管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盘活国企存量资产。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推进资产证券化，实施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稳定推进金融市场化和法制化，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继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改革金融监管框架，从当前的机构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过渡。

    以双向开放拓展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对外开放的制度红利，需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全面、深入、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一方面，继续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门槛，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同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结束谈判。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正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的阶段：以外部拓展和总量增加的空间，来赢得内部改革和提质增效的时间。因此，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为更多优秀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新生多边金融机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

    增强市场主体对未来的正面预期。改革与创新着眼于解决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具有较长的时滞效应；市场最先感知的则是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因素积累。在新旧增长动力顺利转换前，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多，将致使市场主体预期出现波动，从而抵消改革的正向激励。因此，一方面，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预判，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稳增长、稳就业为主要目标，适度扩大总需求；执行力度宜大不宜小、宜快不宜慢、宜透明不宜遮掩，积极引导和增强市场主体的正面预期。另一方面，对于事关长远发展全局的中长期改革举措，应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为核心目标，不能因经济的短期波动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而轻易变向，保持中长期政策的稳健性和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