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0-29 | 信息来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6年10月24日至25日，2026全球化与经济伦理国际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本次会议重点研讨数智时代的经济伦理，吸引了海内外约60位专家学者参加。

当前，数智技术在释放巨大生产力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产权界定、算法公平正义、就业结构冲击、数字鸿沟扩大、平台垄断治理等一系列全新的经济伦理命题。

开幕式上，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组成员刘西忠表示，我国在推进数智经济发展过程中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创新发展与伦理规范协同共进、公平普惠的价值追求、协同共治的治理路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智伦理理念和治理路径。他提到，江苏不仅拥有适合经济伦理研究的丰富实践场景，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经世致用、义利并重、诚信守法的经济伦理传统，以伦理文化为根基的经济分析路径等，也是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探索可供转化的文化资源。他希望，相关学者和机构要深化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数智经济伦理学科体系；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多元对话与思想碰撞；推动成果转化，服务数智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协同共治合力。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尚庆飞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在应用伦理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他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了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治理方式，重塑着价值创造、利益分配、竞争合作等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而技术越是进步，越需要价值引领；算法越深入经济运行，越需要伦理规范；全球化越是遭遇逆流，越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共识。如何让数字技术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创新与共享，如何以经济伦理为全球合作提供规范基础和理性行动方案，这些重大课题需要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携手解决。他希望，与会嘉宾就数智时代的经济伦理、人文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议题提出真知灼见，共同推动经济伦理研究实现新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张霄在致辞中介绍了所在机构与南京师范大学在经济伦理研究方面的合作历史，以及近年来打造的以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为重点的科技伦理平台、以人文经济研究为重点的经济伦理平台，以动物福利研究为重点的环境伦理平台和以生命关怀研究为重点的医学伦理平台。他表示，现代经济秩序正在被技术系统重新组织，数据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算法参与资源配置，平台改变劳动组织与交易结构。经济伦理的任务不能停留在对技术后果作道德评价上，而应进入规则制定与程序执行之中，研究审查效率的归属、风险的分配、责任的边界与共享的条件。只有将规范判断转化为可讨论、可检验、可执行的公共理由，经济伦理才能真正参与数智时代的经济伦理治理。

基于对现实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小锡在上世纪末提出了“道德是资本的重要精神内涵，道德也是资本”等根本性观点。大会报告环节中，作为王小锡的学术同仁和友人的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畅谈了关于“道德资本”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标识性理念的认识。他表示，王小锡的《道德资本论》等相关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塞尔维亚文、德文、泰文、俄文、韩文等七种语言版本，反映出道德资本论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界少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识性理念。他认为王小锡的道德资本论仍然处在开放进取之中，会在全新的数智时代下有所作为。此外，他也建议中国伦理学界，在关注国际同仁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不妨多多关注国内同仁的研究成果。

维也纳大学教授汉斯·伯恩哈特·施密特在题为《经济伦理学中的优绩主义：思想与问题》的报告中回顾了优绩主义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他指出，当代优绩主义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看待社会分层。比如，处于精英地位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源于个人的才能与功绩，而非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尽管当代英美学界对优绩主义的批评者通常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的论证实际上与19世纪欧洲反平等主义、反民主主义的复辟思潮形成了颇为密切的思想关联。最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因市场未被完美实现，还是自由市场观念本身就有某种有问题的优绩主义色彩？

在题为《新时代道德资本应时合势“出场”探究》的报告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小锡指出，道德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关键在于具备投入性、增值性、积累性等资本的核心属性。他认为，道德资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精神要素、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资本科学理性运动的根本性前提，受到经济实践变革的深切召唤。他认为，共同认可并切实践行的道德规范体系及行业职业道德准则，自主的道德主体及自觉的道德认知，合适的道德实践平台及成功的道德实践典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具体的道德行为方式和道德评价依据，以及法律法规对道德的支撑，共同影响道德资本的形成与作用发挥。因此，他建议要为道德资本的“出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树立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推动道德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道德化。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曹南来以温州企业青山集团在印尼和津巴布韦的布局差异为例，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逻辑。他提到，青山集团在印尼受到原矿出口禁令与冶炼扩张政策的影响，为融入当地、减少摩擦，建立了一套以工业化与本地增值为中心的规范，打造了高盈利的镍下游产业链。而在急需外资、技术能力较弱的津巴布韦，青山集团则扮演的是战略投资者的角色，经营着一座不盈利的钢厂。他表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互动，不同于西方的单一投资伦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不存在既定的“中国模式”，而是在遵循市场效率的同时，深度适配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制度环境与基层社会需求，通过产业链落地、本土化就业与产业赋能，践行着“共同发展”的合作伦理。

大数据杀熟，究竟是客观致恶，还是主观为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淑芹在报告中指出，大数据杀熟是平台基于用户行为轨迹搜集的数据，通过精准画像，对忠诚度高、价格不敏感、对平台粘性程度高的“熟客”实施差异化高价。她认为，算法黑箱、定价规律以及锁定效应、锚定效应、信任惯性等消费者心理规律，为平台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提供了可能性。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平台经营者背离商业美德，出于逐利动机有意识地损害消费者依法享有的个人信息自决权、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攫取超额消费者剩余。她表示，我国的治理手段包括禁止不合理差别待遇、举证责任倒置、平台规则透明化、反垄断调查等，具有执行力强、直接回应消费者痛点、治理系统化等优势。

拥有伦理规范，是否意味着具有道德正当性？不同伦理基准之间，是差异还是善恶冲突？遵守规范与取得经济成功，能否证明行为正当？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刘庆红围绕“伦理如何通过判断、行为与制度安排影响经济活动与社会秩序”这一问题，提出了四方面考量：利他的对象与边界；成本与分配；动机与后果；协调利他与公平、责任及自我保护基准之间的优先次序。在此基础上，他以伦理人模型、利他基准和对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修正为核心，提出了若干判断。例如，伦理规范本身需要接受正当性审查，规范的存在及其被遵守并不能自动证明其为善；从经济人到伦理人的理论拓展，需要明确新增的假设、解释力、可检验命题与适用边界；在经济伦理的计量中，需要明确评价基准、测量对象及方法，使规范论证与经验证据相互衔接。

中南大学教授周谨平关注数字雇佣平台的算法正义问题。他提到，由于外卖配送的即时性任务压力、多边评价机制、道路交通等物理风险与封闭的算法逻辑相互叠加，外卖骑手这一群体常被作为观察数字雇佣平台算法正义问题的对象。从派单、计时、评价到惩罚，算法介入平台雇佣者的整个劳动过程，平台通过算法掌握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评价权，雇佣者则更多在既定规则中行动。在数字雇佣平台场景中，究竟需要何种算法正义？他认为，要以平等、尊严与自由为价值基础，对算法设计、运营及其决策全过程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比如，保证算法实践在程序正当、结果公平、责任可归、权利有保障的整体框架内运行，防止算法系统形成新的支配与不平等，以此保障人在算法劳动秩序中的主体地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金瑞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河南籍企业家群体的伦理特质与道德实践。她指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中原商道理念，中原大地踏实稳重的地域文化性格，以及乡土为根的文化心理，共同影响着新豫商的伦理特质。她将其伦理特质总结为：平衡道义与利益、守诚信底线的伦理特征；把握产业理性与定力的务实主义精神；以乡土为根基、以产业为支撑、以大爱为担当的区域与全局统一的责任伦理格局。而这些伦理特质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尊重员工、公平诚信、质量安全、权益保障等作为经营准则；依托实体产业深耕构筑可持续的企业竞争优势；推进主业型创新、品质型创新、普惠型创新；将企业发展深度嵌入地方产业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

牛津大学讲师李曼华在题为《培养判断力：具身繁荣与儒家对组织伦理的挑战》的报告中指出，当代商业伦理研究日益关注利益相关者责任、组织使命与人权议题，阐明了伦理主体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但鲜有研究探讨这些主体如何作出伦理判断，又如何培养这一判断能力。她认为，在日益由人工智能中介的当下与未来商业环境中，判断力的培养将变得至关重要，组织伦理亟需一种更为丰富的判断力培养理论。在此基础上，她将儒家德性伦理重构为“具身繁荣”（embodied flourishing），主张通过礼仪实践、审美塑造与关系滋养来培养判断力。她还指出：良好的判断在于洞察潜能、体察情境的特殊性，这能为个体与制度的繁荣创造条件。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研究（2025年）》，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3.8%。随着数据收益在分配中的作用愈发重要，该怎样建立起数据收益的分配公平机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郝云在报告中指出：数据拥有者几乎独占增值，而数字劳动、用户等的贡献在数据收益分配中并未充分体现。他表示，数据资源资本化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挤压中小企业，催生机会不平等。因此，他建议遵循交易公平、按贡献分配、共享性分配等原则，推进数字确权制度与市场规范机制的双重建构，构建涵盖数据来源提供者、数据处理与加工者、技术赋能者、场景应用方以及维护市场与治理环境的相关方的多元利益分享体系，明确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的界限，并制定伦理审查与合法性结合的审查制度，探索建立利用再分配工具调节数字资本收益，研究适配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龚天平在报告中指出，共享经济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设施，通过系统整合分散的闲置资本和个体劳务，借助低交易成本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与即时交换，从而在时空维度上完成资源的循环再利用，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按需配置”的价值目标。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共享经济具有闲置资源活化、匹配精准高效、信任体系支撑等特征。但他也表示，共享经济在运营过程中也存在隐私泄露、劳动失护、资源浪费等伦理风险。因此，要以道德规则引导各方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正当诉求，按照道德规则行动，培育个体的美好品德，同时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用户教育三位一体的协同体系，有效推动共享经济普惠向善发展、造福民众。

为揭示中西“大分流”的思想基础，香港大学副教授马驰骋在题为《到培根的距离：中国工业启蒙的探索》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封建王朝晚期对变革却缺乏兴趣，儒家学说更倾向于稳定性而非生产力，经典知识的有用性体现在规范与考试上，彼时的思想文化表现为崇拜经典、内向且保守。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类似欧洲启蒙模式的知识分子，如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还出现了“实学”“考证学”等学派。因此，为考察欧洲工业启蒙思想在1650年至1940年间是否在中国出现，他以中国知识精英撰写的4万余篇文章为样本，分析这些文章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及后期培根主义启蒙著作的语义距离。文本分析结果表明，清代知识分子在实用主义和科学方法等培根式理念上始终与欧洲工业启蒙存在差距，思想更倾向于经典和传统，但在1842年开埠通商后，中国知识文化逐渐趋向培根主义。

“利益相关者”是目前商业伦理领域最广泛被提及和应用的理论，强调企业商业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以及他人对企业商业行为的潜在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理看来，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质上仍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的组织利益理性计算方式，其视角所展示的是以一种企业为中心的、有限的社会联结，是将社会责任降格为了一种策略性投入。这会导致企业在面对“计算”的困境时容易被逼退回“股东至上”的舒适区。因此，她提出了与“利益相关者”对应的“共生共在”商业伦理，即将商业生态中的所有参与者，从利益博弈的对局人、参与方，重塑为命运一体的同行者，以此推动各方在宏大共生视野与具体现实抉择之间探寻出一条能让整个商业生态网络延续和进化的“共生之道”。

文化何以成为资本？苏州大学教授陈进华以苏州民营企业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例，总结了三条机制路径：把价值观变成可重复、可考核、可传承的组织安排；增强企业的外部合法性进而获得商业机会；代际传递中的文化资本再生产。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企业创始人的人格魅力、道德权威、教育热情难以简单复制，文化资本具有“不可通约性”；文化资本积累注重长期投入，而经济资本需要即时回报逻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性冲突”；地方性文化资本存在“可迁移性”边界。对此，他建议要守住“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根本底线；明确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规范边界，避免文化资本异化；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差异，避免将本土文化模式作为普适标准强加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员工与市场。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海外企业的重要活动空间。沙迦美国大学教授汪昱廷在报告中指出，海湾经济是复杂的，兼具通常被视为彼此矛盾的制度要素。她以海湾地区的中国海外企业为案例，以迪拜为主要考察地点，讨论了在此类主权者同时为市场规则与宗教规范提供保障的市场中的信任问题。她表示，对于海湾地区的中国企业而言，信任以主权为锚点，并呈分层分布，中国企业获取这些信任的机会并不均等。与国家关系密切的银行和企业，能借助国家间关系和程序化的教法合规，将国家信用转化为当地市场中的信任。而中小贸易商和民营企业家远离国家权力，又缺乏法律知识，往往只能依赖华人之间的关系，或阿拉伯社会中与之相近的人脉关系，导致一旦交易跨越不同的制度体系与关系网络便容易陷入纠纷。

“共建共享”理念强调根据社会成员的贡献度分配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的，“共生共享”理念则强调根据社会成员的共生身份分配社会财富和发展机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志祥指出，数字智能技术提升人类劳动质量的同时，也会改变不同资产的收益率，改变劳动就业格局，加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数字红利分享的不均等客观存在，算法系统的价值偏见也会引发数字交往系统内在的不平等问题。因此，他认为以共建共享机制为主导、共生共享为补充的传统共享体系并不适用于数字智能时代，建议逐步构建起共生共建式共享体系：以新型共生共享机制提供充足的体面生活保障，以新型共建共享机制提供自由的自我实现空间，树立“基本生活保障是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劳动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等新型观念。

南京师范大学应用伦理教育中心主任、教授王露璐表示，经济伦理学需要数据和推演，但底色始终是对人的尊严、对社会的公平、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从道德资本的当代出场，到算法正义、数字雇佣，再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海外中国企业的信任问题，与会者们的讨论是如何让技术向善、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的现实课题。伦理学者的共情与在场，既为人类文明发展校准航向，也为科技创新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动力。

（作者：韩毅校审：王淑芬部门：省社科联组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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