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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判与创伤记忆

发布时间:2017-11-25 | 信息来源:

——南京大屠杀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南京审判与创伤记忆

 

    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周年,推动我省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研究的深入开展,2017年11月23日,由省社科联、省历史学会组织牵头,与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省中共党史学会、省周恩来研究会、省世界史学会以及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等8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南京审判与创伤记忆——南京大屠杀80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媒体记者共计60余人。会议由省历史学会会长周新国主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致辞。

 

南京审判与创伤记忆

 

    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80周年暨南京法庭公审南京大屠杀战犯70周年之际,举行这次研讨会,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虽然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及审判日本战犯方面,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但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发现,以及人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花样翻新地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谬论与行动,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面加以综合分析,以与时俱进的认真态度,继续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南京审判与创伤记忆

 

    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国内外著名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应邀作了“关于日军慰安妇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呼吁,我们要有组织的让更多专家学者投入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要关爱和援助现在还在世的当年的慰安妇群体,要有根有据、义正辞严地反击日方企图否认当年日军强征慰安妇作为性奴的谬论与假证据。

    本次研讨会还邀请了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就“悲壮的南京保卫战及其影响”做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南京保卫战是由于其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的指挥失误,导致更多的中国军人被日军俘虏并惨遭屠杀,其数字约占到南京大屠杀中30万遇难同胞的四分之一,这是人们不愿看到却无法回避的事实。但我们首先要肯定“南京保卫战是一场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战役”,不能将它说成是“一触即溃”、“不战而逃”。现有的充分资料可以证明,这一战役悲惨壮烈,可歌可泣。为此,我们应理直气壮地为南京保卫战正名,把曾被曲解的历史纠正过来。

    针对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确定这一热点问题,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围绕南京案所做的调查,对于确定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的人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期间,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在一一审查后”,第一次正式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而其所获调查材料成为南京和东京两个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主要证据。差不多与此同时,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之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点收集证据并提供给法庭时,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死亡人数统计上,这确实有些遗憾。

    对于日本侵略者在江苏地区对我同胞屡屡施加暴行这一罪恶行径,省周恩来研究会《觉悟》副主编陶炳才在发言中指出,侵华日军在江苏的暴行,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它们大都发生在中国军队反抗最烈的时候和地方;而其在江苏的暴行,主要发生在5个时期,即淞沪会战期间、南京保卫战前后,徐州会战前后、苏北会战期间、新四军大江南北抗战期间。据现今有关部门所组织的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因日本侵略造成江苏人口的伤亡数字,共计有380多万人,其中直接伤亡65万多人。

    对于战后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教授严海建认为:战后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是一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且强调证据中心主义的司法实践;通过法庭调查,确定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事实,这些事实有充分的证据基础,经过法庭认定,具备确定的时空范围和受害人及受害事实等各项法律要素,且最终通过判决确定了其法律效力;我们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时空范围及日军集体、零散暴行最初的认定,实际都是源于战后审判,这也是战后审判的最显著的遗产。

    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应以何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省世界史学会会长陈晓律在发言中提出几点思考:一是我们对待这一历史悲剧的思路应是一贯的、稳定的,不应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时断时续,否则不仅会给我们的国民记忆造成某种混乱,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二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不仅要加强史料的收集,而且也要加强宣传,尤其是要让南京市的民众积极参与,甚至也可以将部分常识性的问题纳入市民的义务教育体系中,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将这一史实作为自己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面对今天的日本人怎样看待这段历史与认识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中日双方之间应如何在观念上进行沟通?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在发言中介绍:该馆不久前曾与日本某方共同举办了“不再让南京悲剧重演”展览,所展文字及实物、历史图片极具震撼和真实性,在日本左翼群体中反响强烈,但日方媒体却对此几乎视而不见,没有一家媒体前来现场报道。这说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在日本社会已根本没有人关心,更说明支持宣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左翼力量道路还任重道远。所以,我们要多角度思维,以“走进日本,寻找共识,唤醒‘沉睡的大多数人’”。

    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刘成教授,就“创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的认知与愿景”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伴随着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以及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南京大屠杀已从个体记忆、家庭记忆上升到民族记忆、国家记忆,并正在向“世界记忆”的方向发展。由此,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维护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以及反思战争与维护正义的积极态度;(二)认清历史真相与寻求正义是直面过去,渴望和平与实现和解是面向未来。为了避免过去仇恨与冤屈制约现实的发展,用非暴力方式达成和解是一种国际共识。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创伤是为了未来不再有伤,并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三)现今南京已率先在中国将城市发展定位为国际和平城市,“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已向全球公告,南京成为第169 个国际和平城市。这标志着南京作为和平城市建设,已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对和平的追求来纪念南京大屠杀中的殉难者。

                        

    (省历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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