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12-11 | 信息来源：

     2014年10月25日至26日，由省美学学会、南京晓庄学院主办，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承办的“江苏省美学学会2014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晓庄学院召开。省美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祖良主持了开幕式，省美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在致词中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本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来自全省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及书画界、艺术家近百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围绕美学理论建设、美学与文艺理论、审美文化与艺术理论、审美文化与艺术创作、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等主题，深入研讨美学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与应用。会议收到交流论文40余篇，现将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扬州大学古风教授在题为《中国现代美学对于世界美学的贡献》论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比较多的是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而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贡献学界却鲜有人提。中国现代美学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是古今中外各类美学问题的聚集地和试验场，中国现代美学已经成为世界美学的博物馆。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对世界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其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美学提出了审美对象的“三大形态”理论，即自然美、人类美和艺术美；二是提出了各种新的美学学说，这些学说为世界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三是建构了现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四是创建了文艺美学的新学科；五是建构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新学科；六是对于西方美学、东方美学和其他国家美学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

    南京晓庄学院赵国乾教授则从东方自然观与中国美学精神的角度论述了当代美学理论的建设意义。他在题为《东方自然观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论文中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东方自然本体观是中国传统美学建构的最深刻的基础，它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特色，影响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观感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终极追求。

    常熟理工学院管勇博士和徐洁莹老师从当代审美文化的小众化趋向分析了当代美学建设问题。他们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小众化走向及反思》论文中指出，当代美学理论研究中话语转型的学理诉求和审美对一般文化领域强势介入的姿态，促成了当代美学的文化转型。在当代消费大众审美的繁荣表象中，遮蔽了“小众”生产者制造的审美文化“传播假象”，由此带来的当代审美文化的感官化、娱乐化和虚拟化、可塑化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南京师范大学骆冬青教授在《图像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一文中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能指本身就具有审美性。作为一种“多媒体”式的文字，汉字符号本身形成了美学的本体性特质。汉字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包含着深刻美学创造的心灵过程，“图像先于声音”是这一过程的根本特点。像——象——相，从具象之像、抽象之像到“抽象”的相，图像灵感构成了汉字创造逻辑在先的重要特征。汉字从“像”立意，包含着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图像“图——式”过程，并构成了汉字“想象”思维方式的美学特质。

扬州大学黄石明教授在《论“中”：泰州学派王艮思想的核心范畴》一文中认为，在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体系中，“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范畴，其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作为哲学本体论，是“道”、“良知”、“性”等概念的别名；二是作为哲学工夫论（方法论），是一种处世之道；三是作为审美范畴，其既是圆满纯全之美，也是审美人生境界。

南京晓庄学院莫先武副教授从个案的角度论述了文学与政治及美学的关系问题。他在《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跋涉——王斑文学与政治关系考察的得与失》一文中认为，美国学者王斑在其《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中重构政治——审美融合论，以取代政治——审美对立论，更加有效地阐释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审美既对立冲突又相互融合吸收的复杂关系，但王斑没有深究崇高感的心理根源，将政治作为崇高感的唯一根据，模糊了崇高政治、启蒙与审美形态之间的界限。

南京邮电大学葛辉博士则从曹雪芹佚文中探讨其美学理论，认为曹雪芹不仅是艺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美学大师，他的美学理论属于自然美学思想，这种自然美学理论表现在审美上，体现出艺术审美的意会感悟。曹雪芹的自然美学理论是一种独特的创新，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和发展，对研究建设中国美学颇有启发意义。

盐城师范学院鲍俊晓博士从萨特的现象学入手，分析了萨特现象学意向性理论的内涵，建构了现象学美学理论。他在《萨特论现象学意向性理论》论文中指出，萨特认为意向性概念中包含了艺术与生命的真谛，他的这种观点打破了单一的认识论，把各种丰富的体验置入事物之中，从而组成现象学的多层次世界，建立了再想象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理论。

  江苏师范大学徐放鸣教授与其学生李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家形象构建的三个问题》论文中认为，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拥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通过社会生活史与民族心灵史这两种方式构建中国形象，表现出构建的特殊性，首先是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其次是想象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第三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第四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徐放鸣教授与其学生黄瑜在《从小说色彩词看国家形象的正负对峙与正面策略——以莫言小说<红高粱>为例》的论文中认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色彩词使用最为丰富的一部作品，其在学术阐释中形成了两种不一样的力量，从而造成了国家形象的正负对峙。在现实背景下如何在文艺创造中塑造正面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当前的文艺创造中塑造国家正面形象必须遵循三个策略：一是对民族精神的展现；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坚守；三是树立正面意识。而南京晓庄学院钟名诚教授则从朱光潜关于形象思维理论的探索中指出，形象思维理论的核心观念是“诗性智慧”。他在《朱光潜实践美学视阈下的形象思维理论探索》一文中认为，朱光潜在其实践美学的理论视阈下建构的形象思维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指导下，以近现代心理学的实践观及文艺创造中的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形象思维理论在所有的文艺创造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盐城师范学院马建高副教授在《论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意义》论文中认为，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制约着激进主义并成为自由主义的必要补充，起到了纠偏、补充和缓冲的作用，强调与传统的衔接，注重有序变革，有利于减少社会动荡及防止文化失范。

  南京晓庄学院赵玉博士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论述了媒介场域的作用。她在《论媒介场域中电子媒介接受和文学阅读的象征性运动》论文中认为，在媒介场中，电子媒介的影像化、虚拟化并没有让受众产生真正的快乐、自由和解放，反而让受众不可遏制地沉浸其中，丧失了深度和距离。而文学由于“间离化”、内视性、时间性的特点，所带来的真实感、秩序感和意义，可以在媒介场域中与其他媒介形成互补关系，使主体趋向完整性。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在《艺术现代建构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指出，从艺术的现代发展来看，由合到分、分到合似乎是一条明细的艺术发展脉络。南京大学周计武教授则在《先锋艺术的“雅努斯面孔”》论文中认为，先锋艺术具有多面性，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先锋艺术侧重于政治先锋，二战后却又侧重于审美先锋，侧重点不同所带来的心理特征也不同，使先锋艺术运动陷入了政治与审美、破坏与创新、前卫与庸俗、时尚与俗套、激进与颓废等一系列充满悖论的漩涡中。作为一种美学风格，先锋派或许已经接近尾声，但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先锋精神依然生机勃勃。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则致力于探讨艺术元理论和本理论，他在《以艺术学元理论与本理论研究为要义》论文中认为，艺术学被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展开艺术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研究，从而达到理论的顶层研究层次，以便建构艺术学自身的元理论和本理论体系。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最终要落实到艺术实践中才有其价值和意义。书画艺术家许祖良先生和丁涛先生还分别从一个时代的绘画理念和一个画家的艺术理念出发，分析了不同的艺术理念对艺术创造的影响。

淮阴师范学院亢宁梅博士在《从博里农民画现状看当代民间艺术的传播》论文中认为，农民画的发生和发展始终映射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折射着中国当代民间文化的发展历史，是中国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博弈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今天，影响民间非物质艺术文化遗产传播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必须针对艺术的现实生存语境，加强农村非物质艺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陶赋雯老师在《苏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传播探究》一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和文化消费需求的变迁，极大地改变甚至肢解了“非遗”的生存根基，许多珍贵的民间非遗资产逐渐滑向消亡的边缘，苏南地区用影像的媒介方式传播民间非遗资产，使民间非遗艺术重新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艺术家包福康先生则从民间艺术的传播角度阐述了非物质艺术遗产的传播问题。此外，江苏师范大学李金梅博士的（《物哀与幽玄：高畑勋动画电影的民族化特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东博士和浙江大学洪斐老师的（《语图关系理论与<赵氏孤儿>电影改编》）、南京晓庄学院朱婷老师的（《人性批判：电影<无人区>的美学突破》）等。均从美学的角度阐释了电影艺术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及电影改编过程中要遵循的美学原则。江苏开放大学顾春花博士的（《蜷缩于己：当代中国女性艺术的审美心理》）、常州工学院杨建生教授和吕在教授的（《论文艺审美价值与经济消费价值的融合性》）、南京工业大学朱剑副教授的（《中国山水画的“味象”与“观道”——兼论现象学语境下的老子“道象”观》）等从不同角度、以独特的见解阐释了美学在各门类艺术中的价值与意义。

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在《“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之辨——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关键词的“症候解读”》一文中，从关键词上辨析了“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内涵，认为在当今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我们对其正能量理应突破以往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从而给予文化产业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而东南大学凌继尧在《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文章中从现实的文化产业案例视角论述了大众审美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盐城师范学院胡健教授在《乐园模式的美学分析》论文中认为，“乐园模式”是一种与传统迥异的新型园林或公园模式，它让高科技积极介入，把文化变作消费符号，使艺术成为装饰，将制造大众娱乐当做主要审美功能。“乐园模式”在本质上是现代旅游经济的一种文化产业的产物。

艺术家吴起秀在《润格和润格里的文化》论文中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下，传统的润格文化已然成了一种文化产业，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经济现象。润格文化既是文化人人格和价值的自我宣示，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沉浮的晴雨表，更是文化价值变化的历史数据库，润格文化兼具多重美学的思考价值。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钟名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