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5-05 | 信息来源：

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以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研究员

    2010年底，我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但相比之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则要小得多。目前，在国家层面，我国缺乏一个整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的机构，缺乏一个面向未来、统领全局的中长期创新规划纲要，既没有哲学社会科学院士制度，也没有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奖。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与创新性不够，国际话语权不足。要打造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是当务之急。

    一、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必要性

    第一，综合国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统一。硬实力很重要，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另一方面，软实力同样重要，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软实力不行就可能会不战而败。因此，在当今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必须科学把握增强硬实力与提升软实力的关系。

    第二，软实力主要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决定的。美国著名学者、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约瑟夫•奈告诉我们，一国的软实力决定于其文化、政治价值与制度。而文化、政治价值与制度的认同度与影响度是由其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决定的。因此，当今各国的软实力竞争就成为各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竞争。

    第三，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话语权不足。除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创新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大力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是增强我国话语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简介及其意义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科院实施创新工程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启发。199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实施知识创新工程；2007年，组织300多位专家开展了面向205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了《知识创新工程2020——科技创新跨越方案》；2014年7月，在“创新2020”的基础上，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指示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科技体制机制的新形势，中国科学院又开始实施“率先行动”计划，提出了25项重大改革发展举措。中国科学院创新工程带动了全国科技发展创新，我国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走上了相关领域的前沿，带来了我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和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受中国科学院实施创新工程的启发，中央决定在中国社科院实施创新工程，以便带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创新发展，不断增强我国话语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设定了分步实施的目标：2008-2010年是论证阶段；2011-2015年，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建立双轨或多轨管理模式；2015-2020年，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总结经验，实现并轨改革，建立起适合我国国家级科研机构特点的管理体制机制，同时论证未来10年拟承担完成的重大战略研究任务；2020-2030年，重大战略研究任务有突破性进展，产出一系列创新工程标志性成果，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与国家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社科院实施的创新工程是由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组成的系统工程，这些制度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示范效应。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高端智库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权衡研究员

    为了更好地引导鼓励国家高端智库健康持续发展，真正体现高端智库以服务党政决策为宗旨，以政策和战略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率先在国内形成适应智库发展规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有必要对国家高端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评估和考核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关键是要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自身发展的标准和特点，全面提升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应当有助于引领智库实现改革创新、服务中心工作，有助于推动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有助于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和务实性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智库客观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这样才能体现高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即智库如何影响、引导甚至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通过内部研究报告、专报简报、建言建议、专家咨询会议影响决策的水平和能力。发挥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是高端智库的立命之本。

    二是智库的学术影响力，即智库不同于直接的决策部门，真正具有政策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首先应当拥有坚实的学科专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支撑，这一点可以确保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

    三是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即智库在社会舆论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力。高端智库不仅要对政策能够直接产生影响力，也能够借助媒体、记者等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话语，这也是高端智库的重要标志。

    四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即智库在国际学术界、政策领域等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影响力，也体现为在一些国际重要的事件、国际重要会议、论坛等方面的观点、思想和政策主张等。

    五是智库的快速反应能力，即智库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包括分析研究的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及政策建议的快速反应、重大事件的快速回应等。因此，高端智库往往应当具备战略眼光、前瞻性政策储备能力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敏锐观察、深度分析和快速反应能力。

    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当前必须重点解决如下几方面的体制机制瓶颈：

    一是推进科研考核制度改革创新，尊重智库研究、建设和发展规律，改革唯论文、专著等单一标准评价智库成果的简单量化考核方法，形成有利于高端智库发展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

    二是深入推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属于传统的经费管理模式，忽略了智库研究中人力资本是核心的特性，制约了智库发展的活力和创新积极性。

    三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注重培养一批智库型专业人才，形成有利于智库型人才成长的培养方案和教育体制机制。

    四是推动智库供需对接，促进智库与公共政策需求方的信息对称，确保智库研究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五是深化研究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智库研究的选题机制、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

学术点评

苏州大学副校长田晓明教授

    刚才，中国社科院冯颜利和上海社科院权衡两位教授（研究员）的演讲，让我们受益匪浅。冯教授从“为什么”和“怎么办”两个方面谈了社科创新的问题，他首先以硬实力和软实力功能的比较来阐述社科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社科目前面临的话语权、方法创新，还有体制机制创新等三个方面的瓶颈问题，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创新工程的问题；第二，冯教授以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的个案进行剖析，系统介绍了社科院创新工程的经验，并着重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以及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等六个方面阐述了社科院创新工程制度的设计思想，它包括：门槛设计、严格考核、有效奖惩等行之有效的举措。

    我理解，社科创新工程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成果和人才。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或者是一个核心问题。当然，冯教授在演讲中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利好的消息，社科创新工程带来的新制度会逐步向全社会推广，这对江苏社科创新工程来说是一个呼应，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和目标，这种做加法、做增量的做法，一定会促进“马太效应”的形成，我们期待社科院后续的改革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迪和经验。

    权衡教授则是从国家高端智库的定位和具体要求以及对国际智库的分析，指出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本身的快速反应能力在高端智库建设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强调体制机制改革是智库建设的关键，并重点强调了目前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所面临的几个瓶颈问题，如科研、管理以及评价体系等所表现出的问题。刚才权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这让在坐的很多学者也有同感。我们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成本占比太小了，这显然不符合社科研究的特点，我认为，当违反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那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而权教授正是从这个角度向我们阐释了体制机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相信，两位专家的演讲对江苏高端智库建设很有帮助，我相信，沿着国家急需，通过现行制度创新引领与发展，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具有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成果，能发挥重要作用。两位专家的报告，尽管内容上面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社科研究管理体制创新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了一些共同的关键词，比如讲社科科研成果评价问题、国际化的问题。我在大学分管科研近十年，也有不少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在这也向与两位专家做一次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第一个是科研评价的问题。首先，科研成果要不要评价？这显然是个伪命题，科研成果肯定要评价，不评价就没有办法管理。其次，如何评价？评价需要公平、公正、公开、客观，需要有一套大家能够接受的体系。但科研评价体系系统内的偏差，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消除的。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尽量把这个系统偏差降低。换句话说，不能因为系统固有的偏差，就推翻整个评价体系。再次，既然系统偏差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就必然在管理实践中带来我们的管理行为偏差，这个时候，管理者就必须要弥补与修正。

    那么怎么来弥补和修正呢？我认为有两种方法是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一是发挥学术民主，发挥专家作用。现在大学里面都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要真正让学术委员会专家发挥功能与作用。二是在总体合并的前提之下，由科研管理者或主管校长授权学术委员会独立裁量。根据学科、学校或者单位的具体情况，根据学科之间的差异、学术性特点等来完善评价体系。

    第二个是关于国际化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我们的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要有自身的独立性。比如，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可能是多样性的（不像自然科学是唯一性的），在研究过程中或实践过程中是不可重复的。因此，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固然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以及运作机制等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甚至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面临很多挑战。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原创性思想和知识严重不足。如何提升软实力、掌握话语权，不仅是我们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我们一次空前的发展机遇。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无论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创新方面，还是制度建设方面，江苏都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对此，我们江苏社科界、江苏社科工作者是十分幸运的，也是十分自豪的。刚才王部长在报告当中也全面盘点了去年我们江苏社科理论界所取得丰硕成果和骄人业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近年来我们省委推进的科教强省战略，以及省委分管领导的前瞻性和忧患意识是高度密切相关的。我们以智库建设发展为例，江苏在这方面积极顺应国家发展战略，最早出台了智库建设实施意见，最早开展新型智库体系研究，也是最早实施重点智库建设的省份之一。目前，重点建设的智库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受到各界的好评，第二批重点培育的智库也正在积极筹划之中。江苏交通便利、人文荟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宝贵的人力资源，我相信，在省委的领导下，江苏新型智库体系一定会建设成为连接江苏乃至全国与国际创新体系的桥梁；同时，把江苏的智库建设成为储备优秀管理思想、管理理念和科研成果的地方，建成汇聚政界、业界和学界人才的地方。

关于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洪银兴教授

    “十三五”期间，创新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此，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关于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第一，关于创新发展的内容问题。创新发展不只是科技创新，而是包括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以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今年又专门谈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就是要求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

    第二，关于制度创新的问题。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由于“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文化创新是“软实力”创新，是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同时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先是改革，要破旧体制、立新体制，就必须解放思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第二是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要是创新发展模式；第三是新常态，不仅要适应新常态，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

    第三，关于创新发展的核心问题。创新能不能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第四，关于创新驱动新经济。具体包含以下内容：首先是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转方式，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第二是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调结构，产业要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第三是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采用绿色技术发展绿色产业，离不开科技创新；第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创新创业活力，现在我们所谈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的，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问题、释放企业活力的问题，核心是需要创新驱动，所以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五，关于产业创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创新要实，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现在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说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产业还是在处于中低端。科技创新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产业创新，我们要注重产学研协同，把科学的新发现向新产业转化，以市场为导向，解决好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市场需求。

    第六，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内涵问题。我国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体系，相应地有两大创新主体，即技术创新主体和知识创新主体。科技创新之所以强调以科学发现为源头，是因为科技创新要强调内生性和获取国际创新资源。产学研协同创新，产是产业发展，学是人才培养，研是科学研究。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产学研的协同不能没有金融支持，所以“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科技创新融资模式。

    第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标志问题。首先是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一般已经达到70%-80%，甚至更高；其次是研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创新型国家的研发费用一般要占其GDP的2%以上，科技创新企业一般要达6%以上；第三是人力资本投资应成为投资的重点，其中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这就需要纠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低成本战略理论，只有高价位工资才能吸引到高端人才，才能创新高科技和新产业，从而创造自己的竞争优势。此外，孵化和研发新技术应成为创新驱动的重点环节，创新投资应更多的投向孵化和研发环节。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等。

    第八，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问题。按照菲尔普斯的观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有创新思想的人士提出创意，创意出来以后由不同投资主体去参与，例如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家、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风险投资基金等；有不同生产商参加，把这些新的创意转化为技术和产品，产品出来以后进行市场推广，包括制定市场策略和广告宣传等活动；消费者能够进行体验和评价，甚至可以提出进一步创新的要求。

    第九，关于构建促进创新驱动的体制架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我们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更多支持创新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如果把改革看作是发动创新的这个引擎点火器，那么我认为，这种新体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二要强化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三要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四要研发人员的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我觉得这四个对接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创新驱动架构。

科学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

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重点任务。这五大任务之间并不是独立和分割的，而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解决它们也是一个较为系统性的工程。这需要从理论上科学认识、从实践上准确把握上述五大重点任务的形成机制、深刻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结合各地发展的具体实践，精准地进行政策机制的创新设计。

    一、结构性矛盾的三个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其外在表现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这“四降一升”的矛盾和问题，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在方向上，“四降一升”并非主要来自需求侧，而主要来自供给侧。造成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不是缺少需求刺激和购买力，而是供给结构和质量难以满足需求结构高级化的要求。如果这种供需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性得不到解决，产品的价格就会持续下降，实体企业的盈利就不可能提升，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也难以持续。

    第二，在性质上，“四降一升”并非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体制性的。我国相当多的产能问题，都是政府直接干预导致的，与增长的周而复始循环现象即周期性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第三，在时间上，“四降一升”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而需要在中长期才能逐步加以解决。从理论上说，需求侧、周期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收缩或者扩张总需求来解决，这是一个与货币投放或回收有直接关系的快变量；而供给侧、体制性等结构性问题，由于需要通过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各种创新手段来解决，因而是一个慢变量。

    二、结构性矛盾的内在形成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矛盾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二是体制这个病根问题。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看。在过去贫困的发展阶段，市场短缺的实质是生产能力短缺即资本短缺。在这种“双短缺”经济态势下，供给侧结构管理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一要扩大储蓄率从而扩大资本形成能力，二要提高生产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供应能力。现在，我国需求过度、供给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双短缺”经济逐渐变成了“双过剩”，即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同时伴随着资产短缺，即“资产荒”。这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是要由过去缓解劳动力过剩变成缓解产能过剩，二是要由过去的解决“双短缺”变成现在的解决“双过剩”，三是要由缓解商品短缺变成缓解“资产短缺”。

    其次，从体制性病根看。从“资产荒”到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矛盾”，这个过程只具有可能性，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的泡沫经济情况，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问题，说明“资产荒”已经演变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助推“五大重点任务”问题出现的，是内生化的体制问题。如产能过剩除了与经济低位运行有关外，还是追求GDP的政府动员型体制干预的直接结果；另外，父爱型的“软约束”机制，也是大量国有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继续消耗或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的重要原因；再如，实体企业成本高，并不完全是企业自身效率低所致，而是因为两种成本高昂：一种是税费、行政审批、垄断性市场等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使实体企业不堪重负，另一种是生产制造成本高，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都在循环累积性上涨。另外，由于我国实体企业直接融资受到体制性的金融抑制，因而偏重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导致杠杆率水平比较高。而改变地方政府不合理的债务结构，防止出现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发生概率，根本还在于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以及破除土地财政的弊端。

    三、依靠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解决“五大重点任务”

    其一，通过化解“资产荒”，优化实体企业的发展环境。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通过降低资产价格，来降低实体企业的机会成本。具体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鼓励在实体企业中进行技术创新，向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可投资的金融资源，利用政策抑制虚拟经济发展和资产价格高企；二是发挥资本市场支持技术创新的特有功能，募集更多的风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创新，积极为资本市场提供可投资资源，以此平抑资产价格。这两个过程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二，对资本市场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在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应是追求投资能力扩大、追求GDP规模扩大，而是要积极发展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以此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保持资产价格稳定。

学术点评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徐康宁教授

    洪银兴教授从九个方面谈了创新问题，视野非常开阔，很有深度，尤其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阐释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产学研新的理解。我特别欣赏他最后讲的建立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架构问题，我觉得这抓住了我们当前所有经济问题最核心的内容。刘志彪教授讲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了五项重点任务以及重点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结合江苏的实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两位教授讲的主题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创新与供给侧改革，我理解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纵深发展的主要矛盾，我认为在供给侧，以往宏观调控总是侧重需求管理，经济过热就控制需求，经济下行又强行刺激，需求上去之后导致产能过剩，然后再来一个循环。我们目前的供给表面上是已经过剩了，但真正有效的供给却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很多领域的产量是世界第一，但却连一个圆珠笔的钢珠都不会生产，全部要进口。我们老百姓每年出国旅游买回来那么多产品，很多都是普通产品，但为什么我们就是做的不够好，而且差距甚大？因为中国有效供给特别是有质量的供给是短缺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体制、市场、文化等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体制问题，目前体制还没有适应我们创新的要求。其次，现在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有很多限制，准入门槛很高，但是恰恰对商品进入市场没有这么大限制，所以在市场上看到的低质商品甚至劣质商品比较多。比如家里的锅，可能一辈子用了20个、30个，但是质量是很差的；你到德国买了一个锅，可能很贵，但这个锅是高品质的，家里可能一辈子就用这一个锅。我们曾经笑话在外国买了中国制造送人，这在过去是笑话在今天却是常态。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很多国人到日本买马桶，因为那是专供出口的产品，在国内看不到。还有文化问题，我们民族缺乏创新，中国人做事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的概念。80年前曾经有一篇文章描绘了当时中国人的现象，这个现象到现在还有，做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不久前召开的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特别强调，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作为政府的工作报告专门强调这点，可见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