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2-03 | 信息来源：

——“文学与历史学”专场

2015年12月12日，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大会文学和历史学专场在淮阴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全省40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江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主题，多维度、多视角地展开研讨，旨在进一步推动江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和支撑。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在讲话中指出，文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作用。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该紧扣历史文化建设主心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拿出新作为、见到新成效；要善于从优秀历史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并能够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文史研究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发挥学科的生命力。

重视文史研究一直是江苏社科学术大会的传统。江苏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指出，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文化传统向文化现代化转变，加强创新研究，发挥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中的重大作用。这样的研究工作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中国梦；对于深刻学习把握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对于促进江苏文学与历史学科创新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文化的创新与创意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淮阴师范学院校长朱林生指出，这一过程涉及历史文化的建设与保护、传承与发展、挖掘与创新等多方面。他指出，淮阴师范学院近年来之所以能取得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并获批“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就在于能够立足于传承与创新，及时整合校内外文化创新创意研究力量，汇聚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面人才，形成了一支涵盖文学、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门类的协同创新团队，并在运河文化创意、西游记文化创意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三个方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与创意实践，这为江苏文化繁荣与特色文化产业化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智库，有力助推江苏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创意实践。

历史文化的阐释要立足于增值与创新

如何寻找学术价值和当代价值的契合点，对历史文化作出更丰富多彩的意义阐释；怎样将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创新的意识和当代人的要求贯穿到历史文化研究中，这是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课题。学者们认为，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的目的，要在意义阐释和价值揭示中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得到增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于它不断地有价值意义被发现，不断地被阐释，在阐释中不断增值。扬州大学古风教授认为，要全面梳理传世的历代文献，从中打捞和挖掘被遗漏的美学文献，继续加强地下考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加强域外流散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南京大学副研究员刘芳芳指出，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妆奁是历史的载体，历史的阶段性也反映在历代妆奁的不同面貌上，不同历史时期妆奁的造型设计、装饰纹样的演变，以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诉说了古代工艺技术的发展历程。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掘是文史研究学者的重要责任。苏州大学林慧平讲师指出，可以从加快传统文化传播、实现向创意产业转型、达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这三个角度去寻求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南京邮电大学陶新宏副教授认为，“生生”思想贯注于儒家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内在结构之中，是搏动在民族血脉中的盎然生命力和走向未来不竭的精神源泉，系统发掘其思想内涵，可以彰显其在当代所能够并应该发扬的生命价值。江南大学陈佳冀副教授指出，可以从历史与发展的维度，对先秦两汉、晋唐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的中国“动物叙事”创作的来龙去脉，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考查，这可以全面把握与探询中国“动物叙事”的流传与演变的内在肌理。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坚持多元开放

关起门来搞文化传承无助于提高文化竞争力，封闭起来搞文化创新产生不了文化影响力。学者们认为，要将一些先进的外在文化因素融入到自己的文化，并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增加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淮阴师范学院蔡铁鹰教授指出，如何让主题乐园这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现代城市生活产品在中国健康发展，进行本土化改造并融入优秀民族文化元素是必经之路。《西游记》适合作为主题乐园的题材开发，具备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象征的潜质。对西游记文化的深度开发，既要有历史追溯，又要契合时代的要求。江南大学朱义华副教授认为，译介传播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吴歌，可以输出民族文化资本、移植文化种子，有利于建构生态文明多样性，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带动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其人文研究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

学者们认为，文史研究学者要做文化命脉的维系者与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就要具有新思维，敢于提出新问题。苏州市委党校肖锐副教授指出，要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转方式、调结构”是必然选择，是避免文化产业同质竞争、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盐城师范学院孙晓东副教授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江苏文艺群体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品貌，就在于他们对现实敏锐而大胆的把握，对人的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代中国人复杂生活的精彩呈现。

会议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淮阴师范学院承办，收到投稿论文210余篇，评出获奖论文68篇，其中一等奖21篇、二等奖47篇。

附：“文学与历史学”专场主题发言专家观点：

江苏学术史的华彩乐章——乾嘉三大史家的学术风范（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朝乾嘉时期三大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共同谱写了江苏学术史上的华彩乐章。他们著作等身，治学领域相同，考证方法相通或相近，且交谊深厚，互相推重。代表作分别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与《廿二史劄记》。这三部名著都有总结性的特点，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纂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到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盛衰大势等广阔领域，共同铸造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高峰。三位史学大家又都展现出各自鲜明的学术个性。

剖析乾嘉三大家共同铸造的学术辉煌及其鲜明的学术个性，再一次证明中国学术史是一座巨大的宝库，每一时代都会形成具有独特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学术文化高峰，蕴含着我们民族深邃的智慧，体现出先辈的伟大创造力，也证明学术的性命在于创新，我们要自觉地树立继承传统再谱华章的强烈使命感。

文化传承与创新（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推动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没有文化的传承就会断了民族的血脉，断了民族的血脉就会失去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研究也会走向迷途。没有文化的创新，就不能引领风尚，就不能推动文化的发展，就难以发挥文化强大的价值领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真正的文化创新应该体现为一种对文化的自觉。要对已有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形成文化价值共识，对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动力、资源、途径与未来发展的历程，要有充分的认识。以文化的反省意识去传承传统文化，才是一种自觉的传承。没有文化的反省，就没有文化创新的空间，文化创新的活力就难以调动起来。没有反省的传承是一种非自觉性的，无选择性的传承。这种传承就挤压了文化创新的空间，甚至排斥着文化创新的任何可能性。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有辩证的思维，持严谨的态度，需要树立积极的文化开放意识、文化竞争意识，要具备自觉的文化功能意识、有利于文化功能的发挥。

在宋明思想大潮中的泰州学派平民主义美学（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理本论”到“心本论”是宋明理学的重大转折，泰州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崛起的。泰州学派以王艮为宗师，共有五传，计487人。

王艮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审美倾向、审美趣味、审美意识方面，特别表现为一种平民主义精神，其平民主义美学的主旨是以人为本、以身为本、以民为本。平民主义美学思想在泰州学派其他学者那里同样有鲜明表现。如王襞“乌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飧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颜钧“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罗汝芳“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何心隐“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则为之御焉。”等等，这些言论中体现的格物、尊身、百姓日用、良知、理欲、乐学、简易、变通趋时、大人君子等，对于启蒙文艺思潮具有先导意义。

泰州学派的平民主义美学引起了明中叶的思想波澜和审美意识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明清的文艺风尚。

从江苏地方史的编纂谈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李天石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教授）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得以传承不断，得益于大量保存的文献，把我们的文化流传下来。地方史是历史上传统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通过编纂地方史文献，可以使优秀的地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地方史编纂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地域文化，注重反映地域文化的特色，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优秀地域文化。

从江苏地方史来看，安史之乱以后至宋代，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实现了南移，江南地区实现了率先发展。宋元时期的江淮地区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举足轻重的地区，也成为江苏地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江苏在历史上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不难看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率先发展，主要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取决于能不能很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抓往机遇，接受历史的挑战，能不能敢不敢为天下之先，实现创新发展。

运河与明清时期苏北城市发展（李巨澜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

苏北的城市最早由大运河孕育发展而来。以扬州、淮安等为代表的苏北运河沿线城市，因其与运河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谱系。

明清时期的苏北运河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黄淮运三流交汇于清口，治黄保运成为漕运的关键，淮安的城市地位因之有了明显上升。“国家大政若河若漕若盐课关税毕萃于此”，淮安不仅是苏北的政治中心，还是全国的运河与漕运的中心枢纽。在运河的持续作用之下，扬州、淮安等城市空间结构在明清已远远突破了中国传统城市那种高墙环绕的不规则正（长）方形结构的一般性规律，不仅城市的轮廓改变，而且城市的中心或重心也向运河岸边迁移，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大。

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再加上明清时期在两淮盐场推行的纲盐制度，使得苏北运河在漕粮运送、百货转输的同时，还以淮盐运销为主要业务，苏北渐成盐商聚集之地，由此带来了淮扬等城市空前繁荣，超越了一般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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