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2-26 | 信息来源：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会场 

高层论坛主席台

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思路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总编辑谢春涛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里，主要概述五个方面：

    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些论述，针对怀疑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表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态度，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起码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极大的包容性。它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大陆的中国人可以接受，台港澳的中国人也可以接受，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可以接受，外国人也容易理解。其二是极大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做梦圆梦的机会和条件。个人梦的实现，是个人的成功和幸福，国家和民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强盛。因此，中国梦的论述，反映了中华儿女的心声，成为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各种难题。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存在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已积累多时，不能再拖，只能靠全面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十八大结束仅仅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破解各种难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活力，开辟了通道。

    四是实现科学发展，满足人民需求。在刚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强调科学发展，转型升级，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强国，强调发展民主，健全法治。更重要的是，提出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论英雄，改进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和办法，更多地关注民生和生态保护，使科学发展得到了制度保证。

    五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组织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他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要求及时发现和使用好干部，不能单纯以票取人和唯分取人。他还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苍蝇老虎一起打，以高压态势反腐；一方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使党风状况明显改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赏。

东部发达省份在新一轮改革中的战略思考

上海社科院智库科研处处长陈建勋研究员

    在中国新一轮改革过程中，东部发达省份的角色定位、责任担当、改革示范的内涵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从东部发达省份的角色变迁看，东部地区正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GVC）到构建国家价值链（NVC）转型。东部地区的经济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从产业融合的角度看，高技术制造、高技术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已经成为东部地区高新技术的内涵；从产业发展引领的角度看，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产业发展迅猛，正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一批本土型的跨国企业迅速诞生；从产业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正在形成所谓“三经济一制造”即平台经济、绿色经济、健康经济、智能制造的产业发展格局。上述三项基本特征，是东部发达省份构建国家价值链（NVC）的产业基础。东部地区应以三项基本特征为核心，以构建国家价值链（NVC）为目标，重构产业发展战略。

    从东部发达省份的未来责任看，东部地区应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和国家安全格局的主导性力量。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作用看，东部发达省份在强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按照国家发展的大战略，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积极为解决南海、东海问题打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要有步骤地调整经济沿海化的不利态势，使我国的战略重心在陆海之间保持平衡，以减轻来自海洋的威胁。特别是要重视与重庆、四川、广西等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打造阻止沿海资本过快向东南亚转移的产业卡位战略；要积极推动中国发展大都市圈建设战略，改变我国产业体系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特别是要根据都市圈的行政区划发展，制定区域性的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和区域性的产业发展战略，从而形成我国的经济是由多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组成，就能建立生存率高、抗击打能力强的网络化城市体系。

    从东部发达省份的改革示范看，目前正经历着从政策操作创新到制度改革创新转型，东部地区应继续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示范区域。以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契机，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正经历着近10年以来未有过的改革冲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正在产生蝴蝶效应，对产业管理体制及其相应政府规制的改革正在逐步深入，负面清单管理正越来越冲破产业管理体制的内涵，成为许多政府部门的管理思路。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下国际大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自贸区的边际贡献价值是下降的，再次夸大其业务操作层面的价值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自贸区最大的博弈在于制度层面，当这方面不能有效突破时，自贸区的价值就会很低。因此，系统的关联性的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东部发达省份应建立起六项系统的制度性改革战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战略、资源控制力战略、金融改革战略、创新基地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自主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中国的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改革要求我们既要顶层设计，又要摸着石头过河，东部地区仍然需要扮演摸着石头过河的角色，要承担更多的改革重任。与以往不同的是，应当从投石问路转向风险实验，试探 “顶层设计”的风险系数，以降低实施风险。“摸石过河”应更多扮演“顶层实验”的角色。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指基层的改革实验，这种“基层实验”更多地具有地方性、部门性、局部性、随机性和偶然性，更多地体现的是地方、部门和特定群体对改革的要求。当下，应当赋予“摸石过河”新的内涵，使之从原来自发地进行“基层实验”,更多转向为顶层设计进行探路的“顶层实验”。从上述认识出发，我认为，东部发达省份在新一轮改革中应从构建国家价值链出发，重构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出发，构建东西部区域合作战略和东部企业全球发展战略；从创造新的制度空间出发，东部地区应构建系统改革战略，同时承担中国改革顶层实验的重要职责。

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洪银兴教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涉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大调整。不仅需要政府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政府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新格局中更好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市场对资源配置由起基础性调节作用改为起决定性作用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在原来的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定义，实际上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市场在这里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而现在提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且同时提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不再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市场不再是在政府调节下发挥调节作用，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就国家宏观调控来说，原来的定义是通过国家调控市场来实现宏观目标。而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时，政府所调控的不是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和市场行为，而是调控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政府是在没有干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对其产生的宏观结果进行调控。而且这种调控既不是预先调控市场，也不是时时调控，而是在反映宏观经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超过上限或下限时才进行。这就是说，在宏观经济的一定限度的范围内市场可以不受限制的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靠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调节的。其基本含义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也是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显然，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面是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现实的市场竞争不完全，市场体系不完全，信息不完全。这种不完全的市场配置资源难以达到效率。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为了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着力建设和完善市场。否则，市场配置资源不会有效。市场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自觉建立起竞争秩序，从而形成有秩序的竞争。这就是无形的手要在有形的秩序中指挥。这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在分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时不能以为强市场就一定是弱政府。关键是，只要两者不是作用于同一资源配置领域，同一层面，政府和市场不会冲突，因而不会有强政府和强市场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当然，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被确认，这种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合作方式也需要转型。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市场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全社会的资源除了进入市场的市场资源外，还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主要指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资源，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性投资和消费需求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市场配置资源遵循效率原则，而公共资源配置则要遵循公平原则。发展任务和克服市场失灵都需要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和实现。因此就形成市场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公共资源配置由政府决定的格局。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政府作用机制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结合进行。首先，在推动发展方面,政府作用需要同市场机制结合作用。其次，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决定的方向。第三，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若干思考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教授

     “十二五”期间以及未来更长时间，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不断加速、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将面临严峻形势和新的挑战。

    我国城市化不断加速，资源和能源需求仍将处于高速增长期。据预测，我国城市化率年均将增长约1%，产业高度集聚、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尺度区域与城市群大规模出现，发展区域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国家战略。但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重点区域集中表现出物质代谢量巨大、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废弃物产生量集中，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矛盾越发尖锐。这迫切需要开展区域综合性生态保护与环境综合整治，支撑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

    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仍将长期持续。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现阶段以钢铁、化工、有色、能源等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接近50%，经济增长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资源和能源依赖型传统发展方式，高消耗、重污染的技术体系与结构模式仍占主体地位，现有污染末端治理方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此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节能减排战略任务将长期面临艰巨任务。这迫切需要大规模发展循环经济，支撑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从根本上转变现有环境保护模式。

    后金融危机时代面临的国际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资源和能源可再生利用，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国际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重大趋势。近期，美国、欧盟、日韩等发达国家把实施绿色经济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刺激经济复苏、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中长期则作为培育战略性、前瞻性新兴产业，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格局重大调整变革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履约、绿色贸易保护等国际挑战日益复杂。这迫切需要培育和壮大环保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绿色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全面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挑战。

    面对新时期的严峻形势与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局部地区有所改善、整体恶化状况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艰巨。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构建“呼吸清新空气、喝上清洁水、满眼绿色”优美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也是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和优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措施，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与关键环节。如何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机衔接起来，在快速发展中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实现生态文明，对各利益相关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这些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探索编制自然资源和环境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离任审计。

    制度和机制是制约党政领导干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以传统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各级政府、企业和所有经营者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积极性，为加速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但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顾及环境容量和自然生态承载力，不计算资源、生态环境付出的代价，由此而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严重的、惊人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目的是破除和扭转地方发展唯GDP论。例如，建立环境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全面记录当期各经济主体对环境资产的占有、使用、消耗、恢复和增值活动，评估当期环境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变化情况，是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绩效评估考核、领导干部环境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一系列制度的基础和依据，是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挥棒”、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效果的“检验器”。

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周佑勇教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并对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并对法治中国建设所涉及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具体部署。无疑，“法治中国”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又一次极为重要的全面提速与极为深刻的转型升级。

    1、“法治中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和中国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里提到的“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简而言之，“法治中国建设”就是要坚持“三个共同推进”和“三个一体建设”，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它的提出，意味着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升级，强调法治不仅是在某一个区域或一个局部内得到实现，而应在整个中国都得到实现，可以说是我国依法治国实践的“升级版”。同时，“法治中国”将法治的共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强调要在保持对一切制度文明充分开放的同时，亦要保持对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性自觉；在借鉴异域他国法治经验的同时，必须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政治经济条件，因此也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国版”。

    2、“法治中国”建设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全领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无疑是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将启动全面深化的改革。说它是“全面改革”，是因为改革内容覆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领域。说它是“深化改革”，是因为改革本身的设计、推进以及成果的固定，都需要加以制度化，都需要按照法治化的方式固化下来。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各项制度的完善、创新与发展，由此必然涉及到要修改许多现行法律或者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其实是一场深刻的法制变革。它要求必须将法治中国建设覆盖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应当将法治中国建设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全领域加以整体推进，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就经济建设而言，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法制是一条潜在逻辑，而且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法治也是有力的保障。除经济建设之外，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样贯穿着法治这条主线，要求将法治中国建设纳入其中，以法治加以指导、规范、促进和保障。因此，“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提出，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法治中国建设行动方案的整体战略设计必须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关键问题上取得新突破。

    3、“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部署及其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将法治中国建设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全领域，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整体战略设计，而且专门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对此，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两个基本点就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就“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而言，关键在于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问题。而中国当下法律实施中的主要问题，显然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这两大问题。因此，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构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重要支柱和改革内容。其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突破口，必须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方面必须从根本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创新有效的政府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在执法体制上要进一步完善相对集中执法权制度，在执法机制方面重点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以及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桑学成教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概念和任务，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起进行整体部署，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是我们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改革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决定》提出：“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这表明，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使我们党更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内在要求。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必须明确党的建设制度的内涵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意义、目标及基本要求。

    充分认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内涵和意义。党的建设制度与党的制度建设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后者是指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并列的，党在长期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中形成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党内制度建设。其作用在于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领导行为，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而前者除了包括后者外，还包括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系，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机构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党的建设的组织、领导、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制度，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全面推进改革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政治保证。

    准确把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我们党肩负着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只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能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宏伟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抓住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根本。

    深刻领会“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要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要改革和完善党的建设各项制度，以科学有效的制度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关键在人，就是要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真抓实干、能打硬仗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一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人才队伍，打造一支群众信赖、党群连心、作风过硬的基层党员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孔繁斌教授

    从国家治理变迁的角度，以行政模式的转换为中轴，就理论视角、角色认同和机制转换三个因素，对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给予理论阐述，并尝试解释两个基础性问题：其一，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基础如何诠释？如何据此对社会治理知识进行整合？其二，基于公共行政学，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政府角色认同和治理机制应有怎样的调整？ 

    在公共责任类型和公共政策取向两个维度中，构建了一个分析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解框架，其目的在于克服相应研究领域宏观、微观脱节、价值和操作背离的理解状况。这一理解框架试图说明，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要旨，是如何在社会治理和发展中消除全能政府的支配、限制政府强制性权力以改善公共服务，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有在运行层面实现从控制-干预到治理-服务架构的转变，才意味着社会治理体制真正的改革和创新。

    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深化对其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系的讨论，尤其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关系的讨论，至少有两个观点是能够从本文的理解框架中做出解释的：第一，从原则上来看，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和发展中拥有的是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因此，不能割裂服务型政府建设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而必须从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对两者关系给予合理认识。第二，从内容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很多内容实质上已经涉及社会治理领域改革，缺乏服务型政府精神和价值引领的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实践，其实践理念和重点往往背离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仅仅成为实现“维稳”的一种途径，而疏忽了更为重要的改进和完善公民权利维护、利益协调、改善政府和公众关系等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