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12-10 | 信息来源：

中国梦与国家价值认同

中央“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召集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  教授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生动表达.谈到中国梦，我想首先应从时间和历史的向度去理解它。即有四个关键性数字需要反复重温：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赓续不断的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明体，它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极少落后过，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落后挨打的辛酸历程。正因为如此，近代的落后是我们民族难以承受之重，近代百年一直都处在复兴的企盼和梦想之中。理解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二是近代百余年。近代百年的思想和文化变革异常复杂，使得现代中国的社会选择变得比其他国家更加艰难。其中最大问题在于古今中西四维的思想文化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难以厘清，并一直困扰着我们。三是新中国建国六十余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选择。但是，真正科学地理解这一社会选择并将之付诸科学的社会行动并不容易。建国前三十年是我们的探索期，这种探索虽有代价，却是我们无法回避或者必须经历的。四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现代社会转型终于进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阶段，并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有几个问题仍需继续探索：第一是市场经济与既定的社会主义体系如何兼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创造性的解答。第二是社会发展模式问题。阶段性的策略选择并不等于社会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依据科学发展观所制定的五大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解答。第三是中国梦的问题。它关乎民族国家的理想信念体系建构，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而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和运用关乎中华民族永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目前，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远不够强大，最难的问题是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与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之指导思想，也需要新的辩护、阐发和论证。

    中国梦的提出给我们点明了方向：从科学发展观到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再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到中国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一以贯之，目标日趋明确。

    完整科学地理解这一思路和目标，需要我们集中关注国家价值认同问题，这是今日中国最为紧迫而攸关的重大主题。国家价值认同首先是全体国民对国家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发展方式的政治认同。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共识和国家理想目标定位，其二是社会文化价值理想或者信念伦理层面上的价值认同。这两方面都亟待强化。目前，寻求国家或社会的价值认同，重构社会价值理想，特别是社会核心价值观面对的挑战不少，更何况当今国际竞争也给我们极大的压力。在开放多元的文化发展中寻求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整合，需要智慧和勇气。如何使全社会达成一种价值共识十分复杂，因为这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多元和一元问题，而是国家政治文化层面上的政治伦理共识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导致文化权威主义的简单化。另外，今天的社会文化特别是道德气候并不十分理想。思想界和理论界很大程度上尚未突破简单两分化的思维习惯和过度自我中心而缺乏宽容的心理习惯。这些都是我们在寻求中国梦，重构社会价值理想和国家价值认同的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总之，中国梦的构建和实现，必然要以国家核心价值为优先目标和核心内容。中国梦与国家价值认同密切相关。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问题

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江苏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  张异宾教授

    马克思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理解中国梦最重要的前提，所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紧迫性。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无可争议的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学术阵地。从1982年徐崇温教授第一次在学术界翻译和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到现在已经30个年头了，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艰深的研究领域。

    我很早就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20世纪40年代写下的《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的终结，在《否定的辩证法》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就已基本上宣告结束了。从那时起，英、法、德、美等国的学者出现一个急剧的转向过程，一部分人向右转，如哈贝马斯；一部分人向左转，象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重要性的原创思想家就急剧地向左转，我把他们称作后马克思思潮。这些人虽然曾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生，但在1968年的时候就开始直接批判自己的老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向右转、向左转的这两批重要的思想家都已经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些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所有这些激进思想家都认为自己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即在信念上他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但他们又认为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法国的德里达、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还有一个学者就是意大利的阿甘本，他目前是欧洲激进思潮当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阿甘本认为，我们今天的人类生存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光亮幌子下，已经被悄悄降低为作为生物性事实的赤裸生命。真相是，资产阶级的“大写人民所在处，必有赤裸生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说，“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在于，生物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政治性的，而政治性事实本身直接就是生物性事实”。这是一种新的统治辩证法。通过这些后马克思思潮文本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当代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些新的思想线索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践行社会主义道路有借鉴意义。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施米特之后，就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已经荡然无存。这种学术思想的断裂是与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的信念背叛直接相关联的。固然，他们的学术思想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哈贝马斯后来的交往理论已经臣属于资产阶级正统语用社会学学统，霍奈特的承认理论也是将法兰克福的批判逻辑弱化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同谋的危险性策略。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在他们的手中已经死亡。

正本清源，返本开新，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教授

    在过去长时期中，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联传过来的。应当肯定，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有重要的贡献，但是，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取舍、发挥有若干重大的偏差，其负面影响非常深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进理论创新，进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目前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表明，以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为主旨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为达此目的，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要从逻辑上理解他的理论，亦即联系而不是脱离具体的前提、条件来理解他的观点和结论。对基本观点须如此，对“个别结论”也须如此。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一，才可能正确认识什么是“基本观点”，什么是“个别结论”；第二，即使是基本观点，也只有在把握其逻辑时才有意义，否则也没有意义，而这样来认识“个别结论”，则即使是“个别结论”，也有意义；第三，这样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价值，并正确运用这个理论，从而既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也避免以为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没用了的误解。

    例如，马克思关于在“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这并不是孤零零提出来的独断式论断，而是其经济分析的一个逻辑结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商品货币关系不是被人为消灭的，而是自然消亡的。而它消亡的前提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以至社会能够以劳动时间为唯一尺度来直接计算社会的总劳动量及其在各种产品上所需要的量。马克思的逻辑是，如果具备了这个条件，每一个别劳动就都会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样，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即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就消失了，因而这一矛盾的运动形式即商品货币关系就成为多余的了，于是它就消亡了。在这里，马克思的整个逻辑是严谨清楚的，所以他的结论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并且，这也是大有用处的，因为这种分析实际是解释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必定存在。由此可见，苏联模式在根本不具备马克思所假定的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地排斥市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恰恰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才是正确贯彻了这个逻辑的。这种在逻辑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中。这说明，只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的“方法论自觉”

 江苏师范大学校长任平教授

    聚焦和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具有重大意义。当代中国30 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形成了中国道路，也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大发展。深度描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图景，寻找其学术地理中的主要脉落和创新趋向，从中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可以向海内外全面展示和系统传播创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宗旨在于用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各门学术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创新体系，在于总结探索在中国学术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深刻经验和创新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需要着眼于“思想出场的逻辑”，着眼于中国历史语境变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出场之间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出场学视域，即把所有思想史、学术史与真实时代之间本质性关系按照出场逻辑来阐释的方式。

    深描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学术史，必须穿越“人名、书名”的外史表象，必须基于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轴心范式及其构成的学术图景和范式图谱，把握其创新的本真逻辑。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哲学见解、观点和理论创新的根基和灵魂。多元范式之间关系是不均衡的。某些范式构成了学术史坐标、学术图景和图谱的轴心。由轴心范式而形成理论创新的坐标，坐标扩展而成为理论创新的学术史图景。30多年来，由四大轴心范式构成了四大学术图景的历史依次转换，即范式图谱构变。揭示这一范式图谱构变，就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的本真结构。只有认真考察各个范式以差异方式推动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图景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一时代创新的学术史，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方法，基于当代范式图谱构变的高度，可以追溯、透视和总结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只有把握整体的范式图谱，才能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的协同体系。不断完善这一协同创新体系，是我们应承担的主要任务。

 哲学的批判与现代价值反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王岩教授

    就词源而言，哲学一词最初是来自古希腊：philosophia，由希腊语“爱”（philem）和“智慧”（sophia）两个词构成，即“爱智”。19世纪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首次用汉语“哲学”一词表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他借用了汉语的“哲”字，省去了西文中的“爱”字，译为“哲学”。后来，中国学者黄遵宪又将这一表述引入中国，把哲学称为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显然，我们应当按照哲学的“爱智”的原义去思考哲学。

    这里的“智慧”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的把握；这里的“爱”是对大智慧的热爱与陶醉，是批判，是反思，是扬弃，是创新，是发展，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因此，爱智的哲学，不是回答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小聪明”，而是关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经验的追问，感性的超越，现存的反思。其使命或任务就是借助于批判的武器，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而使人类过智慧的生活。

    如果说一般的科学和学问是一种经验和实证，对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的进步起直接的推动作用，那么哲学就是以形而上的思辨为武器，通过对人类、社会、自然的追问、反思、批判和创新，对社会发展起到内在的、永恒的和总体的推动作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西方近代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直至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确立。西方近代哲人们用睿智和热情向人们勾画了一个又一个“理性王国”的美好愿景，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风格不同的政治哲学体系，借以表达他们对人类自由的向往，并且最终在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中实现了其政治哲学的现实价值，建构了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

    就我国而言，从“五四”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再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直至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彰显出了巨大的社会批判功能。近三十年来，从真理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恰恰显示出哲学批判功能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当代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到深水区，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样进入到社会矛盾的高发区。在这一背景下，对时下流行的诸多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和追问是十分必要的，这既可以避免价值盲从，也可以避免公民的浮躁，使民族回归理性。在这里，首先要反思的是“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我们的结论是发展不等于增长，各级政府不可盲目追求“保增长”，而要切实实现“科学发展”；其二要反思的是“理想”与“梦想”。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国梦”的独到内涵，领会“中国梦”根本不同于日常的梦想，所以，国人千万不要沉湎于“做梦”；其三要反思的是“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我们的结论是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共识，但不存在绝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作为代表西方人权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专有名词有其独特的内涵；其四要反思的是“以人为本”的“人”之所指。以马克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依据，社会关系取决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显见，这里的“人”实际上是指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人。当社会财富过于集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这里的“人”是谁呢？我们的结论是“以民为本”！  

实现主流价值认同的的新理念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永贵教授

    能否实现主流价值认同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了实现主流价值认同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这些新理念突出表现在：

    第一，推动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手硬”。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经济持续发展和雄厚物质成果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和提高，那只能空谈理想信念，主流价值认同和培育就会陷入“空中楼阁”，最终也不会取得应有成效。同时，必须坚持经济建设“硬实力”和意识形态建设“软实力”协同发展和同步提升，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手都要硬，努力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第二，牢牢把握“两个巩固”战略目标不动摇。习近平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正确行动的指南。尽管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功能没有变，也不应该变。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也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辐射到经济社会的其他领域，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同时，切实把实现中国梦作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实现主流价值认同在理论阐述上的新突破，是实现主流价值认同的基础。实践中，要积极促进“两个结合起来”，即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特别是应注重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服务于人民”和“满足人民需求”上下功夫，切实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从而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营造人民的精神家园。总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特别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中，要着力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好。

    第四，着力推动讲好中国故事与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为在开放的环境下推进主流价值认同指明了方向。创新理念和策略，尽快确立“大宣传”思维和格局，掌握好宣传的“时、度、效”；创新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好新传媒，有效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展现出中国精神，坚定走中国道路，着力放大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好；创新导向和内容，有效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清楚中国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发展道路，不断开辟和实现主流价值认同的新境界。

 美丽中国的生态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坚实基础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方世南教授

    美丽中国的生态梦直接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关乎中国国际形象，是一个恩泽当代、惠及子孙、功在千秋、造福人类的梦，构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

    我国环境总体形势十分严峻，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环境敏感时期，形成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权益与不能满足这种权益这两种主要矛盾并存的基本态势。后者，可称为生态矛盾,已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

    生态矛盾引发生态安全,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生态矛盾解决不好，会直接导致生态不安全，并因生态不安全引起政治不安全和社会不稳定。生态不安全直接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缺失。生态权益是人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利用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利益。生态权益是人的最为基本和最为根本的权益，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对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不重视和忽视，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地方，人们不能自由地呼吸，不能放心地吃喝，不能与大地亲近，不能倾听鸟儿和昆虫的鸣叫，无法仰望到美丽的星空，无法欣赏到大自然的秀美，就连外出散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谈论以人为本还有什么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人自身。美丽中国的生态梦实质上是一个促进人们不断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不断调整和完善与自然的关系、不断优化自身的行为达到文明程度的梦，这个梦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的理想、信念和责任，由此构成一种自觉地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伟大精神力量。

 美丽中国的生态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坚实基础